兩個“狂飆”中的莎士比亞

由尼克·格魯姆《圖識莎士比亞》Shakespeare: A Graphic Guide小冊子中的一小段話——“這就是為什麼歌德和德國浪漫派作家把莎士比亞納入擺脫了古典主義束縛、且和土地有著緊密聯繫的哥特式作家的行列，并在十八世紀末把他如此迅速吸收進日耳曼文化的原因。”——想到這個題目。

簡言之，這便是德國“狂飆”中的莎士比亞了，如萊辛所言：“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英國戲劇把人們從法國人自欺欺人的睡夢中喚醒，大家終於體驗到，戲劇還可產生一種不同於高乃依和拉辛的效果。”

可以說，是莎士比亞戲劇激活了德國人的“狂飆突進”運動。之所以如此，又正應了歌德在莎士比亞紀念日上的那篇著名講話：“當我讀到他（莎士比亞）第一部戲時，我的一生就屬於他了！……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先天的盲人站在那兒，在此一瞬間雙目被一隻神奇的手賦予了視力。我看到，我感到，我的存在以最鮮活的方式被無限擴大了。……莎士比亞，我的朋友啊！假如你還活在我們當中，我只願和你生活在一起。……莎劇是個美妙的萬花筒，在裡面，世界的歷史由一個無形的時間線索串起來，從我們眼前掠過。”

德國啟蒙文學的兩大旗手歌德、席勒由“狂飆”開始登上文壇，歌德的《鐵手騎士葛茲·馮·伯里欣根》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成為“狂飆”的戲劇代表作。同時，不僅歌德的愛情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可算作“狂飆”的產物，還可以說，之後魏瑪的黃金時代也由此而來。

對於歌德，這是一個“永遠的莎士比亞”！

格魯姆不無調侃地說：“莎士比亞在德國得到如此深刻的認同，以至於‘一戰’期間被用來做反英宣傳。”言外之意，德國人可以在需要莎士比亞的時候把他變成德國人。

在這一點上，美國詩人愛默生在其1850年出版的一本演講集《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中，提到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即在莎士比亞生活和創作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英才雲集，詩人輩出，但他們卻未能以自己的天才發現世上那個最有才華之人——莎士比亞。在他死後一個世紀，才有人猜測他是這個世界上最有才華的詩人，等又過了一個世紀，才出現對他稱得上夠水準、夠分量的評論。由於他（莎士比亞）是德國文學之父，此前不可能有人寫莎士比亞歷史。德國文學的迅速發展與萊辛把莎士比亞介紹給德國，與維蘭德和施萊格爾把莎劇譯成德文密切相關。進入十九世紀，這個時代愛思考的精神很像活著的哈姆雷特，於是，哈姆雷特的悲劇開始擁有眾多好奇的讀者，文學和哲學開始莎士比亞化。他的思想達到了迄今我們無法超越的極限。

對於愛默生，“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

很可惜，五四“狂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胡適不這樣看！

從胡適日記發現，儘管他在留美期間讀過不少莎劇，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哈姆雷特》《李爾王》《麥克白》等；也看過莎戲，如1915年5月他看了《哈姆雷特》演出。但顯然，在他眼裡，這個復仇的憂鬱王子對於政局危急的多難國家沒啥功用，因“王子之大病在於寡斷”；朱麗葉、波西亞、薇奧拉、奧利維亞、艾米莉亞這些莎劇裡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不如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對於中國女性的現狀更為實用。因此，他對自己把看戲當消遣“念之幾慾愧汗”。

待胡適1917年回到國內，便很自然地相中了易卜生寫實主義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娜拉》）《群鬼》《人民公敵》（《國民公敵》）。1918年6月，胡適等人在《新青年》第四期推出“易卜生專號”，他自己則以一篇《易卜生主義》開始掀起五四“狂飆”的序幕：“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

事實上，從青年知識分子反抗封建專制，急於擺脫傳統偏見的束縛，倡導啟蒙思想，主張個性解放，喚醒民族意識等各方面的初衷來看，十八世紀末的德式“狂飆”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式“狂飆”，並無本質不同。而結果，德國從“狂飆”的那一刻起，莎士比亞的血液便注入了德國文學，我們的“狂飆”卻與莎士比亞失之交臂。

及至1921年“狂飆”落潮，可愛的適之先生依然對莎士比亞瞧不上眼：“但在今日平心而論，蕭士比亞（莎士比亞）實多不能滿人意的地方，實遠不如近代的戲劇家。……他那幾本‘最大’的哀劇，其實只當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劇’（Melodrama）。如‘Othello’（《奧賽羅》）一本，近代的大家決不做這樣的丑戲！又如那舉世欽仰的‘Hamlet’（《哈姆雷特》），我實在看不出什麼好處來！Hamlet真是一個大傻子！”

於是，五四文學中有了對社會問題的諸多揭露，缺了“一個傻子”對生與死的叩問；多了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少了莎士比亞式的人文理想。

英國的文藝復興由戲劇始，德國的“狂飆”始自戲劇，五四“狂飆”文學的原點又何嘗不可以從春柳社算起。或許可以這樣想，莎士比亞戲劇是英國文藝復興的巔峰，德國的歌德們由莎士比亞戲劇開啟了德國的啟蒙文學，而胡適們卻以易卜生主義喚起了“中國的文藝復興”。

不過，我們的確在五四“狂飆”的歷史時刻，錯過了莎士比亞！

錯過，與沒錯過，會有什麼不同嗎？我說不清，歷史向來不認可假設。

只是，那時我們的“狂飆”就被叫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但今天的我們似乎仍面臨著“啟蒙”。

                                                                                                                                           2018年7月28日

   【此文原載《書城》2018年第10期；收入王德威、宋明炜主编《五四一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