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士当去”——重读《祝福》

　　信仰什么是一个问题，信仰的深度则是另一问题。前者可以各行其是，后者则关乎个人的品质。

　　鲁迅早年肯定过有信仰的民众，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写道：“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矣；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必有形上之需求……人心必有所冯(凭)依，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他又说：“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他认为宗教有一种超越实际肤薄之功利目的的形而上的追求，信仰可以产生力量，可以滋养道德。士人如无思想上的定力，则为“伪士”，“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鲁迅一生不相信任何宗教，包括流行最深广的佛教。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有一位信仰佛教的熟人叫蒯若木，“他与鲁迅来往很少，但颇稔熟，大概是在南京时期认识的吧。他看见鲁迅总要谈佛法，鲁迅很看过些佛书，可是佛教却是不相信，所以讲话不能投机，却还是各说各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园的内外·蒯若木》)。可知鲁迅写《破恶声论》时绝无肯定宗教的背景，但他尊重别人的信仰，特别是下层民众的信仰。

　　鲁迅早期的这一思路后来当然有了相当的变化，但他始终认为淳朴而不免迷信的劳动人民在人格上总是高于什么都不相信的士大夫，其典型的表现，就在著名的小说《祝福》中。

　　《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最后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迷信得很，可是读者都特别同情她，其原因就在于祥林嫂太可怜了，她捐门槛是为了自救，这种奋斗精神是值得佩服的——当时她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救。她信什么就真相信，并且立即身体力行。

　　宗教包括民间宗教是一种信仰，信徒中有不少很了不起的人。鲁迅后来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指出，历史上许多中国人自信力很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其中的类型之一便是“舍身求法的人”，这里的法指佛法，为求佛法而舍生忘死，如玄奘(唐三藏)之去西天取经，其精神和毅力都感人至深；又如鉴真为传播佛法而漂洋过海远赴日本，终老于彼，其舍身弘法的精神亦复十分伟大。鲁迅并不相信佛教，他曾对老朋友许寿裳说过：“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这话未免说得过早，宗教离死亡尚远，但他对宗教持否定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充分肯定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以至献身的信徒。

　　这里是撇开信仰的具体内容不讲而单就信仰的深度而言。信什么是一回事，是不是真信并且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信仰又是一回事。前者是思想或立场问题，后者是个人品德问题。从品德角度说，信仰度是衡量人的一把尺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肯定祥林嫂，否定鲁四老爷。祥林嫂听信柳妈的话，相信民间宗教的一种理论，以为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即足以自赎其罪，她就辛辛苦苦地攒钱，终于花12块大洋(这对她来说是一大笔钱)捐了一条门槛。我们可以说这个女人愚昧，但对于她的虔诚和求生的挣扎则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敬意。

　　而鲁四老爷虽标榜理学，以寡妇为不祥之物，却因为贪图祥林嫂这个女佣人“安分耐劳”——生活要求低、干活真卖力而仍然两次予以留用，只不过在后一次不让她插手祝福的祭典，“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但祥林嫂所做的不干不净的饭菜，他们一家人自己是照吃不误的。留用而只是不让祥林嫂介入祭祀，无非是一种自私的追求心理平衡的虚伪。

　　鲁迅曾经从信仰的深度这一角度，肯定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批高僧，而对生活中一批全无定力一味自私自利的士人则每每予以讽刺打击，斥为“做戏的虚无党”，他写道——

　　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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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何尝真正相信程朱理学？《祝福》致力于揭露其人的虚伪浅薄，真可谓别具慧眼，发人深省。

　　为了某一崇高的目标，应当能牺牲某些物质利益。什么事都斤斤计较，将价廉物美、将本求利泛化到一切方面去，弄不好将蜕化为新时代的“伪士”。外面西装笔挺，而内里只有一把冷冰冰的算盘，“舍身求法”固然谈不上，离中国传统的“士志于道”也已很遥远了。

　　在商品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人们相当重视实际的物质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因为如此，恐怕就更有必要保持形而上的追求，坚守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