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一位文坛前辈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一个蜈蚣和它的腿的故事。

　　蜈蚣在轻巧地爬行，树上的鸟儿看着蜈蚣那么多条腿完美地协调配合，非常感兴趣。鸟儿们把蜈蚣的腿分别予以了编号，前后左右，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然后开始叽叽喳喳地分析那些腿的运动方式。鸟儿们分析了半天，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就去问蜈蚣。蜈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腿是如何运动的，自然回答不出来。鸟儿们失望而去，蜈蚣却被鸟儿们的问题害惨了——它再也无法摆脱鸟儿的问题，结果它在研究左前43号腿的时候，右后16号腿绊住了右后17号腿……这条倒霉的蜈蚣在地上可笑地扭来扭去，一步也爬不了了。

　　故事的寓意简单清楚，那位前辈讲给我，也是用心良苦。他看过当时我写的一些作品，有一类相对显得流畅、完整，而另外一些则很不成“体统”。他认为我应该顺应作为女性的天赋性情，“扬长避短”，而不该“一篇一个样子”。之所以会“一篇一个样子”，是因为我在“学步”——我想弄清楚各种步态之下，那些腿是如何运动的。前辈担心我这种“学步”的结果，会使我的创作变成那只可笑的蜈蚣。

　　我始终有些执迷不悟。我不信任所谓的“女性天性”，我渴望着自觉！我甚至偏执地认为，任何未经审视的“自发”、“本能”地创作，其价值终究是有限的。我不大相信“独特的女性视角”、“女性天生的细腻敏感”等等诸如此类遮蔽大于揭示的标签，至于所谓的“身体”或“欲望”的女性写作，也常常让我觉得似是而非。任何人的创作都必然纳入自己的生命经验，身体经验是生命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某些创作冒犯或者谄媚着阅读者的目光——未必都是男人的目光，因此集中凸显女性身体经验，特别是极端的个体经验，至少在21世纪的此刻，这样的创作，既谈不上有勇气，也谈不上有难度。这里仅指作者诚实地自我表达，不包括那些以“女”和“性”为符号的“策略”写作。

　　追求自觉的写作，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修炼过程。而且通常在起步的阶段，会因为顾此失彼而显得笨拙可笑，就像多年前，那位前辈故事里试图了解自己的腿如何运动的蜈蚣。后来，在罗伯特·麦基那本著名的《故事》里，我读到了一个和蜈蚣故事情节相似的千足虫的故事。不过麦基的故事，还有第二幕。

　　千足虫在第一幕中，和那只蜈蚣一样，被自己的腿纠缠着不能爬行。千足虫又慌乱，又困惑，而且被其他鸟虫嘲笑，自尊心伤痕累累。接下来，“那只千足虫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只脚一只脚地把自己解脱出来。通过耐心和努力，它研究、舒展并测试自己的附肢，直到自己能够站立并行走。曾经只是本能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知识。它意识到，它不一定要按照自己过去那种迟缓而机械的步态来行走。它能够轻松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步态，可以从容漫步，可以大摇大摆，可以昂首阔步，甚至还能连跑带跳。于是，它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听到鸣鸟们的交响乐，让音乐触及自己的心灵。现在，那一千对天赐的腿可以任其指挥，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起舞、起舞，跳起了令人炫目的舞蹈，令它世界中的所有造物都惊叹不已。”

　　麦基的故事，把寓言变成了神话。也许，不是每一条千足虫最终都能自如地指挥着那一千条天赐的腿，舞倾天下，但至少，我听到了关于千足虫起舞的传说。我迷信这样的传说。

　　我以为写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写作者对自我的审视和判断。自觉不只是了解自己，同时还要了解世界，寻找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安放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对于女性创作者要加上“尤其”两个字。从“自觉”的层面上，写作的难度对于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只是各有各的难处罢了。

　　我丝毫无意抹煞男女有别——那些区别一定是在的。只是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努力甄别，那些形形色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哪些是幻象，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迷障，哪些是道路……

　　自觉的另一个维度，是要清楚参照系的存在。我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至少有两个庞大的参照系不能假装它不存在，那就是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很清楚，无论我的创作多么微不足道，但每当我开始书写一个新的文本时，我都得面对小说此前的全部历史。昆德拉和曹雪芹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想他们都是足够自觉的小说作者。

　　我渴望一种清明智慧、有价值的写作，不会身陷窠臼而不自知，更不会长久地被某种狭隘、偏执、扭曲的心态掌控而不自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篇文章中赞美简·奥斯汀：“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也不说教。”(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写作也是值得钦佩的，更不要说奥斯汀写出了那样杰出的小说。在伍尔夫的文章中，奥斯汀和莎士比亚是比肩而立的。我想，《傲慢与偏见》与《哈姆雷特》，应该都是传说中的千足虫之舞。

　　(计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