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印按：

    华新民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非常美丽，非常北京，尽管，她的身上是中法的血统。她对北京的爱，是真挚的，是深沉的。然而，面对老北京的被破坏，她的心一直在流血。在编辑《精神历程》一书时，我曾约华老师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关于她保护老北京的故事。然而，最终，这篇文章被出版社拿掉了，出版社害怕这篇文章。为此，我深感惭愧，也深感无力。

    后来，在东四八条胡同即将被拆迁时，华老师联系我，希望能够报道此事，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抓紧一切时间，紧急安排这件事。随后，《新京报》以大篇幅系列报道了此事，其他的媒体也纷纷跟进。最终，东四八条所在地的区政府受到压力，部分收回了拆迁的成命。这个系列报道，也在报社荣获了总编辑奖一等奖。

    然而，在这个奖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胡同，在悄悄地被拆着。这时候，与华老师一样，我也深感无力。华老师非常美丽，但是，为了保护老北京，她的头上，也生出了许多白发。我向这样一位美丽的老人致敬，也为我们的法律如此之“纸面化”而深深悲哀。祝这位美丽的老人，健康长寿！

中国梦之1990年

华新民

回归老北京

我只是想回到过去。别人以为那个过去已经死了，但我深知它没有死。童年的温馨回忆是刻骨铭心的，那一条条叫做胡同的历史的长廊，那满是花香鸟语的小院子，我就曾经在那里生活，并且在之后做出了声明：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就是北京——老北京。

我第一次发出这个感叹是在法国巴黎。那是在1976年，22岁的我坐着火车穿越了半个地球，从东方来到西方。巴黎是我的无锡籍祖父在上世纪初求学的地方，也是我的在北京出生的父亲后来度过他少年到壮年时期的地方。祖父和父亲分别从这里带回一位欧洲女子，都有着蓝色的眼睛，所以后来就有了我自己的故事。

到了异乡才知道什么叫做故乡。祖母和母亲的故乡是在欧洲，而我的则在亚洲的北京。站在塞纳河边，在最初的兴奋和好奇之后，我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落，仿佛自己是一个流浪的孤儿，我想家了，那个地球上最美的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回到经过“文革”的洗劫已经遍体鳞伤的老北京。重新踏上胡同，我的心是踏实的，虽然同时也为它们在现实中的惨状感到非常难受。但作为一个胡同的孩子，我了解它最重的伤在哪里，也深信四合院会复苏。

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梦想被洪水般涌进来的水泥冲跨了。受了重创的胡同非但没有得到救治，反而被一条条的拆除，再以高楼大厦代之，拿出的理由是——老北京已死。

但它明明没有死，它只是在呻吟，在哭诉。但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话。我于是急了，从“文革”灰烬中找出几张没有被烧掉的照片，作为四合院曾经普遍美丽的物证，又敲开几扇幸存的真正四合院的门，以深藏在里面的诗画一般的景象作为四合院的生命仍在延续的物证，接着我又把人们带到一个挂着“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牌子的地方，叫大家看看那些排着队焦急地等待回家的真正北京人——在“文革”劫难之后他们一直没能得以迈进自己的宅门，以此作为一片片四合院并非无主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在。老北京没有死，它仍然活着。

说老北京已经死去的人是因为误读了它，或是有意，替伤者发出讣告，视它的存在为不存在，视有母亲的院落为孤儿，一切当“残值”处置，目的在扫荡之后把土地变成金钱，种起水泥森林后又变成更多的金钱。

时间已经是2008年，种种希望都在破灭，此时此刻水泥甚至还涌进了那些被称为“公房”但实为还没有归还给私人的四合院，大量的四合院里种上了矮小的水泥森林，抢占着每一寸空间，还是为了——金钱。金钱泯灭了作为焱黄子孙的良知。而就在半年多以前，国家文物局长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为北京四合院整体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愿望，之后这个声音却再也没有了下文，据说是抢占土地的人在抵制……

时间已经是2008年，三千多条胡同已经变成了一千条。两千多条胡同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载体，余下的又正在从内部崩溃，通过上述的“填塞”——把格局已经遭到破坏的四合院进一步加以破坏，全然不顾“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规定；也通过种种不做前期考察和严格监督的所谓“修缮”，多少有文物价值的房屋因此而被“修”到无迹可寻。

时间已经是2008，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感到窒息和绝望。但我仍然不想放弃梦想，我鼓励自己去呼唤，唤醒良知，呼唤对法律的尊重，呼唤对人的尊重，呼唤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呼唤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

回归老北京,我仍在企盼着——希望十八年的梦想最终能够成真,我也知道有多少和我一样的胡同的孩子在做着同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