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印按:

     看到这篇报道后,我极为震惊, 当即就请《南都周刊》总主笔长平兄写作评论,我来安排发表。我对长平兄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却反映出我们社会的病态之处。晚上，长平兄写来大作，我安排发表了。但是，在发表时，限于一些情况，做了部分修改。现发表长平兄原文及新闻如下：

 

中毒的民工怎样去医院？

 

长平

 

    公众熟知的事情是，穷人生病就医尤其是看急诊很容易遭到医院的拒绝，往往因此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昨天北京的一则新闻给这类悲惨故事补写了前传：穷人们怎样去医院？他们可能连遭到医院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昨天中午，朝阳区银泰大厦工地8名管道工午饭食物中毒，自感身体不适后立即前往医院救治。跟所有没车的市民一样，他们能想到的最快捷方式就是打的。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工地外先后拦了十几辆出租车，都遭到拒载。其中有人跪地求助，达20多分钟，仍然无人理睬。多数人只好步行赶到医院，另外两个人报警后得到110的救助。

    出租车司机看到他们后都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原因还不全是像医院那样，怕他们没有钱支付车费，还有明目张胆的嫌恶，正如其中一个司机所说：“(你们)满身灰土的，坐垫受不了。”

    北京总是在说，为了迎接奥运会，这个城市服务业的文明程度每天都在进步。出租车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窗口，早就在吹嘘素质提升了。如果他们最后只是学会了说几句英语，以及对外国人和有钱人更加客气，而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并随时怀着善心对待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个城市的人文素养恐怕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人文的口号、道德的谴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的社会运作中，惩恶扬善的机制更加重要。比如，梅尔·吉布森发布歧视犹太人的言论，如果他不道歉，则不仅影视作品遭到抵制，犹太社团还可能将他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在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允许一些同性恋组织的合法存在，或者起诉之后法院并不倾向支持精神赔偿，那么那个演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坚持谬论。同样地，如果没有保护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民间社团，官方色彩的工会组织又并不真正关心他们，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伤害则无从申告。

    就这个事件而言，我所想象的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由于民工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比城市人更需要服务和维权的组织，于是这类组织便应运而生，非常兴盛；而政府为了不遭到这类组织的非难，也加强了对民工的关怀。因为有了这类组织和这些关怀，民工们就懂得一些基本的城市生存规则和权利意识。比如，他们知道，而且比一般城市人更加牢牢地记住，出现食物中毒这种情况，他们有几种情况可以选择：

    第一，他们可以要求所在的建筑承包商立即安排车辆送往医院急救，否则会有官司和高额索赔；第二，他们可以拨打120或110，知道获得紧急救援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第三，他们可以自行拦招出租车，明白出租车司机不得拒载，否则可能遭到诉讼和高额索赔。

    在这几种选择中，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完全用不着下跪请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并没有施舍给城里人什么，同样地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可施舍给他们的，获得帮助自然应该心存感激，但是更应该明白自己应该享有什么权利。比如他们应该被告知，出租车行业是一种服务业，有一些作为公众契约的承诺，其中包括不得无理拒载。如果有人拒载，他们可以记下车号事后投诉或起诉。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应该有组织来帮助他们找回公道，或者他们知道也可以自行讨寻。比如，当他们发现身体不适，可能是食物中毒时，承包商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到法庭去应诉？110得到求救之后，及时地就其中两人送到了医院，是否还关心了另外步行的几个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法院应该站在法律和公德的一边，将弱势群体所受的物质、身体和精神损害都一并考虑，对施害者进行应有的严厉惩罚，让他们赔得下辈子再也不敢那样做了。

    这几位民工最后被诊断为轻度食物中毒，身体很快就会康复，有人会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然而，社会公正体系的建立，正是要从这些小事做起，而不是一定要等待酿成大祸，中央领导亲自批示之后，弱势人群的权利才能得到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