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草根儿》（曹保印《大地的孩子们》系列作品之一），反映的是乡村孩子在城市中的命运。一位名叫“蚂蚱”的农村孩子，在过完10岁生日不久，爸爸告诉他，因为家里穷，爸爸、妈妈要领着他，到离家很远的省城打工。从此，蚂蚱和爸爸、妈妈，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一起，走上了既洒满屈辱的泪水，又不乏顽强抗争的人生道路。

是什么动因促使作者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命运，并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它的人文关怀意义与艺术效果又是如何呢，请看作者与学者们的座谈。

曹保印（《草根儿》作者，新京报资深编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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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作《草根儿》这部小说的想法，是从2004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我所在的《新京报》和北京的青基会，共同推出了一个寻找失学的农民工子女的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资助1000名失学的在京农民工子女。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个名叫赢赢的7岁男孩和他妹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单位的同事。因为我是《新京报》的评论员之一，也参与了配合这项活动的系列社论的写作。但是，很多的故事和生活细节，通过评论的形式无法表达，所以我想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写一部反映农民工子女生活状态的小说。

我经常想，谁是当今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人？是孩子，是那些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孩子。他们是农民工子女，或者随父母一起，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艰难漂泊；或者成为留守儿童，像野草一样任风吹雨打，心灵因缺乏亲情而无比痛苦，却又无处获得一丝丝抚慰。他们是流浪儿，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角落里，风餐露宿；他们是童工，用稚嫩的小手创造着滴血的利润，只为了那一小口的面包和水；他们是艾滋致孤儿，父母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又无奈地将他们交给了无常的命运，与收获的爱心相比，被歧视与被侮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然而，描写他们命运的少年儿童小说，在当今的中国还没有，有的都是纪实性的新闻调查作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去“白描”式记录今天中国大地上的、最底层孩子们的生命故事。为此，我将自己的作品系列取名为《大地上的孩子们》，而《草根儿》是它尝试走出的第一步。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不但鼓励底层的孩子们，敢于和命运积极抗争，而且能够打动底层之上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进而至少不歧视、不欺凌、不侮辱底层儿童，如果可能，最好还能够主动地帮助这些孩子，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健康成长，创靠美好的和谐社会。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副会长）： <> </>

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但是农民工子女读书的问题是从2000年开始的，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孩子在条件非常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在北京这样的学校还有数百所。这里办学条件非常恶劣，教学质量非常低下，甚至很多是有安全隐患的学校，但也暂时解决了很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有一种简单化的行政命令的方法，不符合要求就关闭，这样的后果造成了大量农民工子弟失学。这比一个差的教育问题更严重。

我觉得反映农民工和农村教育的问题，新闻报道比较多。《草根儿》是第一部反映农民工子女状况的小说，这个好处是便于阅读。这个小说可归为儿童文学作品，它的阅读的对象是青少年。比如说，让城市的青少年了解同龄儿童的状况，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这可以增强他们对社会差距的认识。我的女儿花了一个晚上，一气读完，说明这部小说对城市孩子的吸引力，形象的艺术比说教更有力量。

青少年的成长是需要不同的颜料，需要幻想、需要真善美的。但是，同时也需要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懂得关爱，挫折、不幸、痛苦等等，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有这些。否则的话，人不可能成熟，所以，我们看到城市当中的很多儿童，就是由于营养不良，变得比较脆弱，比较骄横，比较缺乏同情心，这跟我们的教育过程有关，非常自高自大，天生就鄙视农村等等。这有一部分是城市文化的传统，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事他妈跟他说，农民工子女非常辛苦，他儿子说谁叫他们是农民。这种冷漠非常可怕，等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我们的社会会非常危险。

我觉得，《草根儿》是当今的新《三毛流浪记》。当时，《三毛流浪记》这个故事引起了很多的社会同情，使大家关注社会的流浪儿童。我想，《草根儿》这部小说，对今天的儿童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社会的不平等，或者是认识自己的生活，懂得享受爱心也奉献爱心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