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生育“住院化”

1980年代之后，农村的生育经历了从在家生产到必须在医院生产的所谓“住院化”的过程。以前持证接生的接生婆逐渐失去了工作，如今，接生婆已经被视为非法的职业了。从卫生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医院化的管理是为了让妇女在生育时获得更加安全的医疗条件。1980年之后，大部分第一次生育的农村妇女都到医院里生孩子。在我母亲那一代妇女看来，年轻一代的妇女无疑是幸福的、幸运的，但她们却没有了上一辈妇女在生育时的那种主动参与的精神。妇女到医院生孩子，基本上就什么都得听医生的，上了手术床，就什么都作不得主了。无独有偶，世界妇女运动也挑战医院产科接生的方法与对待产妇的态度，认为医院只是把妇女看做被动生育的机器，不是发挥她们的内在动力，而是以产钳、催产剂、剖腹产等手段来替代。如今，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又倡导在家生产，倡导医院配备助产士，她们还有大量的实践证明，助产士使得生育的时间缩短、并使剖腹产的几率大大下降。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中国农村，妇女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首先就是住院生产带来的经济负担。我的邻居阿莲在1987年生第一胎，由于难产，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才把孩子生下来，又由于她身体比较虚弱，产后注射的大量抗生素让她根本无法起床，只得继续住院，奶水也严重不足。等她出院时，三千多元的账单等着她，而孩子又需要吃奶粉，对于赤贫的家庭而言，这个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她出院后给村里人的建议就是：孩子生下来就回家。天价的住院费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其他妇女的账单上，逐渐地，我们村里形成了这样的“文化”：生完孩子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很少人按照医嘱去药房购买并服用消炎药。很多妇女都明白，家庭其实是乐意给生孩子的妇女投资的，她们大可不必这么为难自己。然而，医生比妇女更明白这一点，妇女有病也许会忍着不来医院，但只要她要生孩子，就有机会以产妇和婴儿的安全为名义开出大额的账单。

如今，高额的医疗费和高比例的剖腹产已经成为常识。我们这一代妇女对生育几乎失去了自信，完全依靠医生的指导和帮助。从孕期检查开始，我们就依赖一长串的检查数据来认识自己与胎儿的状况；我们对生育感到恐惧，害怕听到像“胎位不正”、“侧剪”、“心率检查”、“产钳”那样的名词；我们自嘲说身上的母性已经退化了，好在医学发达，大不了就是“剖腹产”。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无法理解母亲在家里生育，孩子直接就生在地上的感觉，那多么不卫生、多么危险啊！

生育与艾滋病

然而，医院并不必然给予我们卫生与健康，医院也可能会带来病毒，因为病人的身体是洞开的、没有防卫的，它需要医院医生严谨的工作来保证它不受感染。最近，大量关于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传出来，让我深深震惊。最近，19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状告黑龙江建设农场职工医院，目前已经顺利打赢了刑事诉讼的官司，正在打民事赔偿官司。跟他们一样备受因输血受感染的成千上万的患者，有的已经不幸死亡，而更多的人在忍受病魔侵袭、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同时，正在艰难地以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在目前报告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中，患者主要是在1990年至1997年期间（即1997年《献血法》颁布之前几年）输血感染的，由于当时采血液管理混乱，很多医院都用自采血，并向病人推销这些未经严格检测的血液，导致很多病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性疾病。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不是本文能够论述清楚的。而在众多感染者中，产妇感染所造成的后果又是最严重的，因为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乳喂养和亲密接触婴儿使得婴儿受感染的机会大大增加。

今年元宵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市某乡去探访了几个感染者。在我探访的五个家庭中，她们一无例外地是由于生孩子而输血，虽然她们住院时身体状况都不错，但医生说输血对大人小孩都有好处，家属也就同意输血了。用这些农民的话说，一辈子也就只能生两个孩子，该花的钱就花吧。再说，在具有专业知识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医生面前，农民能够用什么来拒绝他们的建议呢？其中一个感染的妇女告诉我，她在输血的时候，血凝结得根本无法滴下去，是护士给挤进去的。另一个妇女告诉我，她输血才输到五分之一左右，她浑身就发痒起疙瘩，但这种异常反应并没有引起医生的警醒，医生还说是输血的正常反应。然而，将近10年过去了，这些一辈子才输血一次，甚至只住院一次的妇女，一生只有丈夫一个性伴侣的妇女，竟然被证实是感染了艾滋病！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这些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自己家乡、每天为果腹而劳碌的农民，竟然患上了这样需要昂贵治疗费的疾病！这些把子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农民，发现孩子也感染了这种在目前仍然是不治的病症！

艾滋病使得这些家庭陷入了绝境。对于已经发病的患者来说，昂贵的医疗费使得他们负债累累，有的已经因为不明病情乱投医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死去，有的因为医院拒绝接收而迅速死亡。而对于正在与病魔斗争的患者而言，邻人的歧视，工作得不到保障，孩子被学校拒之门外等种种困难也让他们每日都面临着压力和困难。其中一位妇女告诉我，过年时家家户户走亲戚，换春联，张灯结彩，但她们家由于有两个艾滋病人，亲戚不来了，自己也不敢上亲戚家里，连给老人叩头的旧例也免了。此后的春节，对于他们来说就不再是团圆的佳节。虽然略有艾滋病常识的人都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握手、一起吃饭、工作等接触而传染，但恐艾症在中国依然异常普遍。另一位妇女流着泪回忆她丈夫死亡的过程，她生孩子时输血感染艾滋病，因不知情而传给了丈夫，去年丈夫因为感冒而引发机会性感染，医治无效死亡。事情传出来之后，连丈夫的兄弟父母也不愿意帮忙埋葬尸体，村里的人都把她家人看做是瘟神，远远避开。而她现在是惟一的劳动力，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背着数万元的债务，艰难度日。

连续几天的走访，目睹的都是悲惨的现状，听到的都是类似的故事，她们都是在显德汪的那两个医院感染的，甚至都是那两个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建议输血的。据在这里采访了两个月的记者王克勤的估计，在这个地区有数百个无辜的妇女因生孩子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而这背后是几百个破碎与绝望的家庭，是几百个即将失去父母或因感染艾滋病而可能无法长大成人的儿童。对于这些被感染的妇女来说，这一生与医院的一次遭遇，就这样变成了死亡之约，而且，连孩子和丈夫也连累了，这是她们一生的痛，也是最让她们绝望的现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