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者的尊严

——读曹保印的小说《草根儿》

沈睿

   蚂蚱是一个十岁的农村孩子，在近年农村经济逐渐凋零之后，跟着父母到城里打工。他们是在农村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村庄到陌生的城市去寻求活路的。他们怀着天真纯朴的梦想，从乡村向城市移居，期待可以在城市里找到生路。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潮，从历史上看，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世界很多国家都经过这个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与其他国家农民进城的移民潮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农民在城市里遇到的困难更多，更大。原因却是简单的: 实施了近五十年的户口制度，这个在国外的研究中被比作印度的种姓制度的 “中国的户口制度，”人为地将中国农民划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迁徙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这在现代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把自己国家中大多数的人，近80%的人口，以政治和经济手段，规定为低等公民。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在农村，他们就没有就业保障，没有医疗服务，没有退休保险。聪明而敏感的小蚂蚱没有那些仅凭幸运出生在城里的孩子能有的一切。

    这些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是低等贱民，因为他们没有正式身份，没有一纸户口。城里人见到他们的时候，常常蔑视地吐唾沫：“城市都被你们这些人搞乱了！”“不在家里好好种地，跑到城里瞎混什么”？城里的人，在小说中是保安、城管、警察、派出所长和医院副院长这些没有名字、只有地位和职业标志着他们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人。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部件。在行使他们的部件的功能的时候，他们基本丧失了人性。医院副院长不但见死不救，还玩忽职守，把身患重病的昏迷中的杏儿、小蚂蚱的妈妈， 送进太平间，导致她的死亡。城管们见到狗就打，好像本身就是一群疯狗，把蚂蚱和小胖心爱的朋友名叫大侠的狗给打死了。

    蚂蚱太小了，还不懂得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更不懂艰难的背后所有这些因素。他的直接经验就是看到并分享大人们的忧愁。父母们为找不到工作发愁；找到零工了，却被无端剥夺，拖欠的工钱迟迟不给；生活风雨飘摇，在这个诺大的城市里，他们无法找到栖身之处，只好以破烂的棚子为暂居的处所。一天大雨瓢泼，毁掉了他们并不温暖的“家”，书中这样写到，“就这样，蚂蚱一家三口，在高楼林立、大厦遍地的省城，被大风包围着，被大雨浇灌着，在冷冷的夜里，在四分五裂的“家”里，哭成了一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的缩影：无助无力，孤立无援。

   但是他们是有尊严的人。这些面色黧黑、羞怯的、对城里人而言几乎是没有名字、或见得太多了而视而不见的人们，是有尊严的大写的人。在蚂蚱妈妈死后，这些本来是逆来顺受的老实巴交的人，挺起胸来，团结起来，绝不再忍受不公平的待遇，与医院斗争。在农民出身的王律师的帮助下，他们通过法律，赢得了官司。小说在这点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通过好人的帮助使这些无助无力的人获得胜利。我虽然相信现实中是有这样仗义执言的律师的，但是，如果王律师没在那个时刻出现会怎样呢？

    他们保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善良而轻信，因为善良的人是不设防的啊。在刚刚迈出家门，去城里的路上，他们就被一群骗子，其中包括一个小孩子小胖子，合伙欺骗了。这些人用假美元换走了他们真的血汗钱。他们理解而富有同情心。对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充满信任；对不幸的人，他们伸出同情的手。就是对小胖子他们也伸出帮助的手，给了孤儿小胖子一个温暖的家。小胖子最后管三虫儿叔叔叫“干爹，”从四岁就失去亲人的小胖子终于有了家和比父亲还亲的干爹。

    他们正直、顽强、向上。生活待农民太不公了！菊儿，蚂蚱在农村小学校的老师，因为学校发不出工资，也来到城里，在城里打工。菊儿凭自己的能力，受到尊重，提拔。菊儿是新的一代自强的农民的代表。面对农民工孩子失学的状态，她决定自办学校，给那些来到城里却进不了学校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正如蚂蚱的爸爸说的，“咱可以没有钱，可以吃不饱、穿不暖，但就是不能没有骨气，不能没有志气！志气大，天也怕！”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激励下，在蚂蚱爸爸的捐助下，蚂蚱爸爸把妻子不幸去逝、医院赔偿的钱都捐助给了菊儿办的蓝天农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办起来了，蚂蚱，小胖背着新书包都上学了。生活还在他们的前面。但是他们童年的苦难和父母辈们坚忍不拔的精神会帮助他们理解他人和自己，并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为更公平的社会而奋斗。

   把这部小说放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上看，小说具有不可否认的真实性。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每天都从乡村涌向城市，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在这本书里都有真实的描绘。他们是“虽然没有城市户口，却同样属于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如同美国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非洲裔人处境相似，是城市里看得见却被看不见的人。这本小说以这些人为描写对象，给他们以尊严和声音。他们自己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们到城里来，一不偷，二不抢，光明正大地挣钱，清清白白地做人！” 他们各个性格鲜明，有名有姓，有自己的主见，感情和智慧。他们在道德和道义上与出生在任何地方的人一样平等。小说的真实性还在于面对我们的生存，并对我们生存的现实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通过书中人物的口，小说这样控诉农民在城里的处境：

    政府办的学校，仅仅因为缺少一纸户口，就不让百姓的孩子上学；农民工辛辛苦苦拼命工作，不但应得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连粗茶淡饭也吃不上；医院不但不救助百姓，反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就把他们推出医院，甚至往死里整。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不但实践了站在弱势者一方这个原则，并让弱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把这部小说放到全球化的背景看，小说不但表达了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还表达了世界上所有的民工的人格尊严。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是苦的，是艰辛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只让人同情和可怜的人。他们不但有尊严，还有智慧，爱和更广大的心怀。他们自力更生，自己建设学校，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出来打工，也仅仅只是为了吃口饱饭，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城里人可以看不起他们，甚至可以欺负他们，侮辱他们，但是，请记住，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良知！他们可以被欺负、被侮辱一年或者十年、五十年，可是，他们不会一直就这样被欺负、被侮辱。”这些人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农民工，他们也让读者想到那些来到美国的肤色黧黑的墨西哥移民，来到法国的摩洛哥移民，在欧洲大陆的穆斯林移民。这些世界的新移民将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巨大力量。人们必须尊重他们，就如同尊重自己。

    小说的潜在读者是少年儿童。这种读者写作角度反映了本书的目的：通过教育青少年来改变现实。这点也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主义：希望通过同情，怜悯和热爱来感染小读者们，让他们意识到社会现实，并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认为小说的读者不仅限于少年和儿童，其实，这本书也在对成年人说话。作者的出发点是提倡更高的道德理想和更人性的社会。从世界文学史上看，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向善的道德力量。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生撰写了很多以孩童为对象的小说，诸如《奥立佛·退斯特》（又译《雾都孤儿》），《远大前程》等等，对英国下层社会少年儿童生存状态提出尖锐的批评，结果激起了英国举国上下的人道主义，导致了种种保护少年儿童法律的诞生。从中国文学史上看，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看，这本书继承了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杰出作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少年儿童文学传统。真实地描绘现实，以诚实、善良、理解、同情、勇气、顽强，正直等为正面价值，在一个儿童文学极度不发达的文化里，在大多数作家根本无暇顾及少年儿童，或者以为少年儿童文学是小儿科，不值得一顾的时代，曹保印的这部小说《草根儿》有着毋庸置疑的现实、历史和文学意义。

                                           2006年4月23日于葛底茨堡学院

 

（沈睿，美国俄乐冈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诗人、学者、《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曾就职于美国俄乐冈大学、美国葛底茨堡学院，现为美国海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