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岸边写《春秋》

 

雷达

 

1960年秋，我被系领导派往礼泉县烽火公社同一些爱好写作的学生一起编写社史——《烽火春秋》。领导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为了加强写作班子的力量，提高稿件质量！” 

原来，从1960年3月起，由与我同班毕业、也留校做了助教的胡仰光带队，已领过两批数十名学生参与，写了数十篇稿子。

由于写社史是件新事物，是开始摸索着写的，大多都是半成品，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提高质量。就调来一批“笔杆子”加盟。记得有出版社的陈策贤、葛焰、王尚均，团省委的李语词，《陕西日报》的袁宗，陕西师大的刘金瑜、张天恩、张运慈、魏志勤、冯延贞、姜继业、段维沛、段学贵、王施林、李景毅、邓振旅、高云光、尚高乐、贺贵德等。

陕西师大先后有40多位师生参加，是这支写作队伍的主力。其中不乏“写作高手”，如段维沛，常有佳文华章，刊于《西安日报》，令学校文学爱好者倾慕。他就与我住的同屋，于写作道道，很谈得来。

我所住的这个“烽火”大队，老村名叫白灵宫，是全国劳模王保京的家乡，礼泉县北一个不大的村子，有60多户人家。此地位于泾河岸边，一抹平地，土质肥沃，风景优美。也有少量沟壑地带，但林木连片，花繁果茂。还有农技校，水泥厂，砖瓦棚，饲养房，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村。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心想能在这儿深入生活，从事写作，倒是最理想的地方。由于我家在韩城，出身农村，熟悉农事，又同说的关中话，是一片温馨、亲切的感觉。

但我去的时候，却正直“三年困难时期”，偶觉白灵宫的秋天，有点萧瑟之韵：树木凋零，落叶哗哗，村落大地，有点冷意。还在食堂吃饭，饭菜一般。在这里改稿，确实有点艰苦。不过，村民的劳动、生活，还是正常的，可喜的，乃至是热气腾腾的。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天可以与他们拉家常，谝闲传，和谐相处，亲如一家。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结识了西安作家协会著名散文作家李若冰先生。由于在读大学时，读过他出版的《旅途集》、《柴达木手记》等散文，由此而十分敬慕。能与他握手相识，自然是一种难得的福分了！那时，他是以作家身份挂职蹲点的中共礼泉县委副书记，也是《烽火春秋》编委会的实际负责人。

我用惊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坐在会议桌旁讲话的、我在睡梦中都盼着见到的他，有着一种难以道出的欣慰感和敬佩感。他与我见前想象中的高大形象，判若两人。中等个子，敦实的身材，说话实在，不大流利，但却引人人胜。言谈间，口气随和，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出奇的朴素——穿着朴素，语言朴素，生活朴素。他与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看稿，一起开会讲《烽火春秋》编写提纲、编辑思想和编写方法。我们就是在他的引领下编写《烽火春秋》这本书的。

按编委会安排，半天劳动，半天改稿。改累了，或脑子转不动了，就到野地里、泾河岸散步转悠一趟，回来再改。因任务紧，时常熬夜。就这样， 我们一直呆到入冬、过年，再春、夏、秋、冬地坚持走访，改稿、讨论，复审、再改。三番五次地改，八遍十遍地改。于是，材料不过关、补充采访的有；与史实不符，核对复查的有；语言不通俗、打回返工的有；基本不可用、推倒重写的有……

我承担的稿件有三篇。《党的儿子》和《张德生书记来了》两篇，均由王保京口述，《铁水红心》由外村的李根印口述。虽文章的口述人，署名只有一两个，但为了写好一篇短文，写好一则或几则故事，是要采访好多人的，不然，材料挖不到手，其定题、立意、选材、提炼，尤其是人物描写、气氛烘托、语言运用等，都是无法下手的。

为写《铁水红心》，我走山路，攀登九嵕山采访当时参与过选矿、采矿、背矿、炼铁的20余人，获得了一大堆资料，然后推翻原稿，重新定题，专写在炼铁、炼人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年轻人。当这个想法得到肯定后，就骑自行车到赵镇铁厂住了几天，还在参观炼钢的同时，亲手动了长钎，在钢炉车间感受了一番，才把文章写起，得到大家的赞扬。真乃“虽苦犹乐”“先苦后甜”的哦！

最欢乐、最开心的事，是稿子发表在《延河》文学刊物之时。有一位著名作家叫任时增，说的一口陕北话，满腹经纶，为人随和。他是《延河》的编辑，其任务是专门为刊物选稿。日日夜夜在读稿，选稿，审稿和改稿。像位主考官一样，凡写出的稿件，他说不行，就不行，他说可用，就准用。他来回奔波，往返于礼泉与西安之间，也是很辛苦的。

每当他带来新的《延河》月刊时，大伙都争着看。不管是谁整理的，都在一字字地细心看。看着登出的稿子，想着曾多次琢磨过、讨论过、甚至动手修订过的原稿，就像重读、“欣赏”着自己的文稿一样。由我整理的那篇《铁水红心》，就是在1961年5月号《延河》发表的，那是许多包括参与口述人在内的共同成果。

这是真正的集体创作。作者是烽火公社的社员，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整理文字而已。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是许多烽火人唱出的耕耘之歌，收获之歌，创业之歌。

写社史，是新事，是苦事，也是件乐事。

说是有个编委会，点子大家出，文章大家写，但其主事人，却是作家李若冰。就像他在西安作协热心扶持业余作者一样，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一篇稿件，都是经他亲自过目，审订，甚至改定了的。

他一再强调，所写的事件，必须真实，不能编造，但还要有点艺术性。这个“真实”与“艺术”是相对统一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但都在他和大家的摸索、钻研中，得以比较完满的解决。这使我们这些初入写作之门的文学爱好者，受益匪浅。这些写作之道，是在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因此大家都很敬慕他，感谢他。

我深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们不仅在他的领导下，学得了“写史”的经验，而且从若冰的创作实践和言身教中，懂得了生活和文艺的源流关系——一个文艺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文艺之源在何处?在那无限辽阔、风沙弥漫的大草原，在这泾河岸边莽莽苍苍的白灵官；在勘探者的双足下，在耕耘者的黄土中。笔耕在这里，何愁不收获!我写散文的真正起点，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忘不了若冰同志在泾河岸边田间课堂上教“写作课”的那一幕幕。

这对我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来说，可是一宗最难得的关于《写作课》教学的知识财富！

使我不曾忘记的是在工作后期，我与东风文艺出版社的陈策贤、孔洛、王尚志几位一起，还拿上印出的初稿，骑车子到柳青、杜鹏程等老作家家里征询意见，然后又通读、总修，交编委会最后定稿（直至我调入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后还在协助）。那时，杜鹏程住在四府街“西安晚报社”隔壁一座简朴的平房里。他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我一定要仔细看看！”作家柳青住在长安县的王莽村附近的半坡上。他笑着对我们说：“我正眼巴巴地等着看你们写的稿子哩！它对我写《创业史》的续集，会有很大帮助的！”

就这样，在若冰先生的主持下，先后由五十余人整整苦干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了。

这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是那个时期关中农民兴修水利、拉电灯、安喇叭、学文化、大兴机耕、科学种田、图谋丰产、追寻农业发展、建设新家园起步时期纪实文献。它既是朴素、真实的；又是艺术的、可读的。其写史的经验，还是可供借鉴的。

当我在1963年6月见到此书时，是异常地兴奋，这毕竟是与烽火人经几百个日日夜夜，一起谱写的一曲田园交响乐啊！耳旁无声胜有声。

有泾河、甘河静静的流水声，有白杨树哗哗作响的沙沙声，有在田野与村民交谈的说话声，有在家里听到老大娘的纺线声以及鸡鸣，狗吠，羊咩， 牛叫，马嘶，还有伴着水车转动、车轮滚滚的烽火男女的欢笑声……

我一页页地翻阅着，默唱着书中所传出的每一首歌，是上下跳跃而游弋着的音符……

                                                         （摘于雷达专著《文博天下-第五卷》）

                                       
                                                                作家李若冰与夫人贺抒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