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基雅维利及其新道德

——读《君主论》有感

沈喆桓

05221104

    即使经过了五百多年，如今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之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想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总是显得与众不同，即被恩格斯称赞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也有被人批评为邪恶的导师。他定义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也违背了传统道德的界限。他的名字，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在马基雅维利去世的五百多年间，他的名字被那些狡猾的、口是心非的政治欺诈者所利用，被一切道德主义者、保守党人所憎恨——因为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原则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底线的极端催毁，而流传最为广泛的《君主论》更成为了众矢之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君主如何统治这个问题，更是一场在众多人文主义者面前掀起的思考政治问题的方法学革命。而一切憎恨、喜爱、利用、争议的根源，即来自于对道德的定义。在昆廷·斯金那的《马基雅维利》中曾提到，马基雅维利在使政治理论观点摆脱道德的支配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贬低和取消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这在政治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政治基本是由道德来解释的，任何道德与政治领域的区分都是遭到反对的。特别对于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如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宣扬的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都是被广为接受的。那么，是马基雅维利践踏了道德，还是道德被其重新塑造了呢？其实当我们细读《君主论》，发现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中，道德并没有被排斥，只是其立场与定义已有所改变。

　　在昆廷·斯金那的《马基雅维利》中有关其人文主义者背景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从小就受到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与指导，并与当时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的圈子有密切联系，他甚至因为在人文学科上的卓越才能，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就当时的马基雅维利而言，其道德观的确继承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即西塞罗的道德观。那其后，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使得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他原有的道德观，去创造一种与当时主流社会背道而驰的新道德呢？——现实，是因为他亲身经历的现实。外交出使的过程，让马基雅维利看到，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动摇不定与软弱荒谬，以及政治上的残酷与无情。这一切都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今，思索佛罗伦萨与意大利的重新崛起。继而在共和主义政体的瓦解与美第奇政府的上台后，《君主论》由此产生了。

　　如果仅把《君主论》视为马基雅维利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工具，那就太浅显了。纵观历史，国家的强盛与君主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更可以说，君主的统治是国家振兴的最关键因素。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为国家而写。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才是最高的美德。为了成就这一最高的美德，相对的放弃与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

　　书中，马基雅维利首先提出人所共知的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说君主应养成一系列特有的美德，诸如慷慨大方、仁慈诚实。接着，他承认——仍然是按传统的人文主义者的思路——一个君主能够随时随地实践这种美德，是最值得称赞的。但是，他随即又完全否定了人文主义者的基本假设：一个统治者如果想要达到他的最高目的，就需要获得上述美德。这种信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一个明显而致命的错误。虽然，在就君主所要追求的目标上——维持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及为他自己获得光荣，他与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保持相同立场，但就手段而言，他争辩说：“如果君主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不能拥有或充分实践所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善的品质。”因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是自私的——的确如此，都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善良的黑暗世界里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他在这么多不是善良的当中坚持去实践所有那些人们认为是善良的东西，他将不仅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而且必将走向毁灭。

　　而书中，马基雅维利所提到的需要违背传统道德去做的事，是有其必然性的。虽然在当时，这种必然性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全然否定的个人利益满足的借口，但仔细思考却有其深刻的内涵及正确性。在这里，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强调的必然性，是指为了稳固地掌握政权及控制民众所必然要做的事——即使需利用或损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马基雅维利的早年外交生涯中，曾经历了这样一起事件：为了使罗马那地区从一片混乱变得井然有序，博几亚命令手下将领里米劳·特·奥科采用高压手段对该地区进行控制。虽然做得很成功，但几年后该地区的人民因为里米劳的残酷而使罗马那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而马基雅维利目击了博几亚以残酷的手段解决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迅速杀掉了里米劳，陈尸于公共广场，把它作为人民愤怨的牺牲品。毕竟，当该地区不堪重负而发生暴动或反抗时，流血牺牲的并不会就仅仅一人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君主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民众代表的只是其个人利益，相较之下，孰轻孰重，自然明晰万分。那些为了维持君主地位的必需的恶行所招致的责难，终究也只不过是为了履行一名君主的最高的美德——维持国家，而需要付出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已。况且，一些被看来是恶行的，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君主及国家带来安全与福祉。就如在第十六章中所提到的有关慷慨与吝啬，一个想避免得到吝啬名声的统治者，将会发现，他无法避免任何一种浪费，结果，他自己不得不为偿付他的慷慨大方而过度地加重他的人民的负担，那将使他很快就被他的臣民所憎恨。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贫困以致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致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不应该有所介意。

　　马基雅维利在倡导他的新道德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道德的重要性。虽然将这些道德放在伪善上有些讽刺，但他至少肯定了善良的品质是被人们所承认的关键因素——因为当人们评价君主们的行为时，甚至最精明的观察者也大都像被人们指责的那样，从表面现象来做判断。而且，马基雅维利总是坚持说，一个君主不应当只是看起来像合乎传统的美德，而是应当尽可能言行一致，当他能做到时，就坚持正义的东西，只有在必然性的命令下，才背离这些美德。马基雅维利总是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一“必然性”，毕竟，所谓的作恶是需要尺度的。就如在西西里的暴君阿加梭克里士的问题上，马基雅维利意味深长地警告我们：如此无耻的残酷可以给我们带来王权，但不是光荣。在第十七章中，马基雅维利也曾指出：他（君主）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不为人们所憎恨）。而当他（君主）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可见，当许多人在叫嚣着“马基雅维利是罪恶的导师”，指责其败坏道德，鼓吹邪恶时，是否有欠公正呢？

　　君主的强势为国，国家的兴盛利民，民众的安福助君。其实，马基雅维利只是从一个极为现实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的新道德虽然至今仍争议不断，但就如丹东所说的“残酷，真实的残酷”，接受它并以此来直面马基雅维利及其新道德，镜子里的世界终究是脆弱而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