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我退学回沪

（大庆师范学校革委会开出的“退学证明”）

历史的一页虽早已翻过，但留在心中的记忆却永难磨灭。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我在学校接连收到妻寄自故乡上海的三封来信，时间分别是：1979年2月15日、19日、21日。

“鸿儒：我和阿爸（我父亲）讲了，我主张你退学，坚决退！你是否跟农场劳资科说说，你还是回农场教书。我们认为，你如果还想等拿到文凭后再办返城，恐怕就错失良机，再也回不了上海了。如果我们真的两地分居，那也太没意思了。回来吧，还是和杰杰（儿子小名）、和家里人在一起有意思。······珍”。字里行间浸透着浓浓的夫妻情，那远方的呼唤是情真意切，归心似箭啊！

毋须多加斟酌，亦不必计较后果。我与妻本来就志趣相同，灵犀相通。鱼和熊掌——户口和文凭，孰重孰轻，孰取孰舍，答案分明——倘按当年上海的政策：已“上学、上调”的知青是不能返城的，则我别无选择，只有“退学”，才能“回沪”！至于未来，只能“听天由命”，另作打算了。

去意既已决，则与“时间”赛跑，与“命运”搏斗！感谢“大庆师范”的通情达理，放了我一马——“只要原农场同意接受你，就给你开退学证明。”于是我便连夜坐火车赶回嫩江鹤山农场。

人虽走，茶未必凉——有求于人时，最能检测出你昔日待人的品格与情义。虽已时隔近半世纪，我仍要笔录下他们的尊姓大名——劳资科长辛璧、文教科长王宝福。在我虽已离开农场近一年了，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们几乎二话没说，便给我出具“接受证明”。是的，倘没有他们的古道热肠，成人之美，或许我当年就未必能顺利返沪。

“证明”到手后，我又连夜赶回学校。不日学校便开给我“退学证明”。聊补一笔的是：就在我退学一星期后，黑龙江省高教局便下发通知——“不准退学”。

弹指算来，从接到妻的来信到我“退学”成功，前后不过十余天。亦无怪乎十年后，我们“大庆师范”七兄弟（都是“上海知青”，也都已“回沪”）相聚时，他们还不忘调侃我：“老方，你当年退学回沪，可真是速战速决啊。”

“退学”成功后，我立马给妻发电报——“退学成功，速回农场”。妻接到我的电报后，便星夜兼程地赶到农场与我相会。

余下的日子，生怕夜长梦多，好事多磨，便是忐忑地等待上海方面开出我的“顶替证明”和“户口迁移证”（妻与儿子已办妥返沪）。

喜讯终于来了！父母发来电报说：“证明已开好，马上寄出。”真是天遂人愿，终于尘埃落定——我们要故土重返了！

我与妻便忙忙地收拾家什，除了必要的书籍、衣物寄回家外，余物皆送给了对面屋的平日里一直照顾我们的一对老年夫妻。

1979年的春天，连队知青几乎都已返城，我们是赶“末班车”了。最后的告别晚餐是在刘桂枝老师家吃的，从不喝酒的我也破例喝得醉醺醺的。

倘从1968年夏来到农场算起，已将近十一年了。现在要走了，心中终还是有点不舍，毕竟这是一块我们曾播下过希望、热血与爱情的神奇的黑土地。

三月下旬，我们启程回沪。北国的春天，依然寒风刺骨，天空中飘着雪花。

我的心情则是五味杂陈，矛盾而复杂。在历经时代风雨的涤荡后，我早已没有了当年“写血书、表决心”的慷慨。而“回家”的感觉固然喜悦在心，却亦掺杂着几分惆怅。望着不时北上的军列（时值“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尚未解冻），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毫无牵挂的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