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卫星地图上徜徉，不小心发现了华夏上古史。

序一

历史学看似光彩灿烂，实则前路茫茫。

从100年前安特生先后科学地发现“红山遗址”和“仰韶遗址”至今，广义的历史学界实际上并没有走出多远，其除了遗址的数量激增，比如“红山遗址”有近千座了，“仰韶遗址”有五千座了，有人知道其主人是谁吗？上古史的那么多人物，比如华胥氏、盘古、炎黄、蚩尤、天齐王、常羲、羲和、娥皇、尧舜禹等等，好像就没听说做实过谁谁，真不知道如果再给100年、甚至再给5000年会否还是这样。

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考古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了？

历史学的目的是什么？

历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使所有社科专业都能早日完整其五千年的视野，不要永远都在半桶水咣当，而照现在这样下去，岂不是只能永远空等。

必须明白，历史学也不是文博那种感觉，以“三星堆遗址”来说，文博的人群希望的是其能够永远成“谜”，现在人们最热衷的就是将历史糟蹋成“谜”。

还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例，古蜀国从何而来其实非常清晰，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旺镇的古地图就有“蜀山”和“蜀山湖”，而安徽合肥现在还有“蜀山区”，再加上江苏扬州还有“蜀冈”，江苏镇江有“下蜀”等等，难道这四项还不够铁证？山东泰山上最著名的刻石“五岳独尊”繁体的“獨”，其也是有半边的“蜀”。

一万年太久，必须制定期限加快上古史认知的速度。

历史学并不是只有田野挖掘一条路。

历史学应该重新部署和行动，应该以搭建上古史框架为重，应该以搭建逻辑上古史为重。

这些年，我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我认为《中国地图》才是最好的上古史古籍，才是历史学的金山银山，而且“汉字”内藏有无数的上古史线索，现在有卫星地图助力，甚至还有“大数据”支持，考古应该非常管用，而且成本极低。

举例一：我仅凭听说存在“难姓”，有“难姓”可能有“难国”及痕迹，结果用“难”字在卫星地图上一个回车，就在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甘井镇护难村找到了“难国”，其是聚堆的七个“护难河”地名，后来发现郭沫若曾说：“陕西和湖北交界附近，古代可能有一个‘难国’”，这就对上了号，后来查这应该是“鲜卑”的原点，有朋友帮我去看，当地人将“难”读为“檀”，城墙的土埂子还在，其一是去到印度与佛陀极亲密相处的“难国”和国王“檀分合”，有《分合檀王经》为证，其二是鲜卑最大首领“檀石槐”，其三是进入朝鲜立国的“檀君”，非常了得，但这些竟至今没人理睬，奈何？可能是因为没有“文博”价值。

举例二：我在研究山东时发现，商族人的古城有个规律，其城门里面常会形成叫“里”的地名，即使城毁，“里”仍可能残存，结果用“里”字搜索，一个回车就发现了几座古城，包括“曲阜古城”，只是后来看这么多根本研究不过来，发文后也没可能跟进，只好作罢，这些又是成本几乎为零。

举例三：最近发现藏族很多“扎姓“，而且西藏有很多带“扎”的重要地名和寺庙名，结果，经过几条交织的线索反向追踪，发现华夏“扎姓”的原根是在东北和内蒙，看得见的最远点是著名的“扎赉诺尔遗址”及附近的“扎赉湖”等等，内蒙古“扎赉湖”和青海的“扎陵湖”都是巨型双湖，其起名的相关性是明显的，“扎赉”实际上就是“达赖”，藏族和蒙古族都有的“达赖”可能是“大赉”，这些事只要安排DNA检测就不难达至定论。

经过几年的研究，我的华夏五千年的上古史已经搭成了大致的框架。

我们每个日常使用汉字的中国人，都很容易学会以《中国地图》研究上古史，都有能力参与执上古史的牛刀。

（丁丁哥/20220412/完）

参考：

http://blog.sina.com.cn/gzd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