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陆谷孙先生为“禁睡衣上街”事动了肝火，找来有关新闻看了，确切说是“劝睡衣不上街”。中国政府及其派出机构，除了行政执法功能，也兼带牧化劝谕之职。前现代的中国地方政府要充当伦理长官，衙门也是教堂，知县也是神父、牧师。自古如此，余响未绝。

任何城市办一个世界博览会，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粉饰妆点，必须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城市的营销机会。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营销活动不是涂脂抹粉，掩藏缺点的。然而，穿睡衣上街到底不文明在哪里？于所谓国际大都市形象有何污损？值得细究。

一是关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批评睡衣上街的观点多数认为此举是对公共空间的不尊重。这是一个自证其是的例子。批评睡衣上街的人一般不会穿睡衣上街，认为不穿睡衣上街是公共空间的行为标准，于是判定睡衣上街是不尊重公共空间的行为。他们的一个旁证是其他国际大都市睡衣上街者比例没上海高。

可惜，某个地理和人群范围内公共空间的行为标准没有国际通用标准。它得由这个地理区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人类集体共同决定。除了法律所禁止者，其他行为均由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缓慢演变而来，一部分人即使见多识广，位高权重，说了不算。2006年，上海市社科院“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显示，16.5％的受访上海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这么高比例的习俗，已经变成行为标准的组成部分。不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乎其他标准，肯定不是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尊重。

二是关于文明与不文明。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分工更细，人的分工，器物的分工。睡衣严格讲只能在睡觉时穿，到家中的其他空间还得穿晨服、家居服，出门更有出门的衣服。落实到上海人头上，矛盾来了。一方面，较近的历史上，上海人生活的物理空间是极不文明的，或者说，完全无法分工。没有客厅，坐在床上接待客人；没有独用卫生，几家人家抢厕所；没有独用厨房，吃剩饭菜要上锁。另一方面，较远的历史上，上海人受过西方文化、西式生活濡染，晓得困觉也要穿衣裳，晓得屋里厢穿困衣（睡衣）是文明行为。于是，上海人被逼穿着睡衣进合用厨房，上公用厕所，一直发展到逛南京路。这是精神文明到一半，被物质不文明收了骨头。如此历史变迁造成今日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全球罕见，可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关于宽容与紧迫性。近来不太听到提“海纳百川”了。提法可以改，可以废，宽容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必要品性不可动摇。国际大都市不是给国际参观访问的本地社区，而是适合国际人定居的国际社区。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要从对本地居民的尊重与宽容做起，不可能，也不可以再有租界、华界之分了。

宽容不是纵容。于己不利，对人有害的行为习惯要约束。吸烟就是一项。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应该比杜绝睡衣上街更紧迫吧。

其实，睡衣上街确有不文明、不可宽容之处——不卫生。自己睡觉的卧室，客人常来的客厅，自家的天井花园，小区会所，车水马龙的大街，饭馆，电影院，医院……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生态系统，洁净程度、致病因素分布密度也不相同，一件衣服从淮海路太平洋百货一路穿上床，容易传染疾病（出门特意换上上街专用睡衣者不在此列）。看看周围，有没有医生护士穿睡衣上街的？

原来，睡衣上街真正有损国际大都市形象者，是泄露了上海这么多年卫生知识普及不够，卫生习惯养成不力。慢来，又要申遗，又要改变不卫生习惯，怎么合谐？很简单，绝大多数上海人受卫生教育，自觉改掉睡衣上街习惯。招聘一批人专门穿睡衣兜马路表演，向老外收费。这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