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心存在可怕的不确定性。”这是1913年5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

    授权国务院停征或者减征利息税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我相信会通过。听着停征、减征利息税的呼声此起彼伏地响了好几年，今天政府终于下决心，实不得已。

    很多分析认为此举意在调控股市，其实不然。君不见股市上火时，有人辞去全职工作回家炒股，有人冒着失去全职工作的风险上班炒股，说明他们对被喻为“牛”的股市行情的预期，超过了一份全职工作的年收入。如是，即使学新西兰央行加息到8%，也不可能把钱从证券市场拖回来。

    真正触动政府神经的，不是居民储蓄流向股市，而是居民储蓄流出银行；不是高风险的金融资产受到过度追捧，而是低风险的金融资产正在失去起码的吸引力。由于定期存款收益率偏低，通货膨胀把实际利率冻结在零下长达半年，老百姓的购买力受到威胁。一直以来，“不确定”是多数中国人对个人未来收入和生活保障预期的基调，为尽可能降低“不确定”带来的压力，家庭储蓄成为相对安全的资产保存形式。

    并且，在国民总储蓄中，被认为“过高”的居民储蓄仅占不到40%，占近70%的政府和企业储蓄才是主要构成部分，才是银行贷款冲动、企业投资冲动的底气。

    认识到以上两点，本不应南辕北辙，出如利息税之下策，逼储蓄去消费。因为，替“不确定”的将来存下的钱是一分不能少的，利息税只能是压缩了原来用于消费的那部分钱。如此，减少存款利得不仅没有拉动消费，反而抑制了消费。

    对所有的资本利得同时征税，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人是公平的。如果不能做到，税目开征的先后次序就值得研究。在依靠资本获利的渠道中，是穷人才会首选银行存款。无论如何，存款利息先炒股利得而征税，显失公平。当面临更诱人的选择时，不公平便鼓励人们用钱投票。

    利息税八年没有完成的任务，股市两个月就完成了：今年入春以来，存款随上涨的股指源源流出了银行。但仔细分析，这其中怕少有“利欲熏心”，多是“铤而走险”。越来越多的白头发坐进证券公司，越来越多的下岗待就业人员买来炒股软件，大家都希望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时，为以后漫长的日子多挣一点。对“不确定”的恐惧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不管称之为赌徒还是海盗，其实都是走投无路的贫穷的食利者。

    事到如今，利息税已是昨日鸡肋，令市场对货币政策脱敏，令加息失效，使处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双重挤压下，货币政策被迫入狭窄空间的央行更加困难。为可怕的“不确定”着想，停征也好，减征也罢，更待何时？

    （首发上海《东方早报》财经专栏“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