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出版的《东方早报》报道，强制婚检取消一年后，一方面上海新婚人群的婚检率由98％骤降到5％；另一方面上海新生儿综合出生缺陷率悄悄上升至3％－5％。感觉似曾相识。
　　翻翻旧报纸，今年6月的《工人日报》报道，目前，北京市综合医院的婚检部门几乎全部取消，而在2002年，北京市的婚检率高达99.29％。专家认为，婚检率下降会直接造成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特别是性病的漏报。据统计，北京市从1996年至2002年7年间，通过强制婚检共“筛”出遗传性疾病15794人。
　　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认为“新生儿的健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民族素质”，“恢复强制婚检‘非常有必要’”。上海市优生优育协会副会长、王世雄教授观点鲜明：通过“婚检”等被动性优生措施，出生缺陷率可以减少80％。
　　更早一些，去年11月，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仅一个月，《光明日报》报道，民政部在珠海召开全国范围的研讨会，听取16个省市的民政部门负责人介绍实施情况。强制婚检取消后主动婚检的人数明显下降是在全国具有共性的现象。专家普遍认为，为了提高婚姻质量和保证下一代的健康幸福，有必要至少做一下如乙肝等传染病的检查。有一位专家表示，“目前这种情况存在的隐患，将在未来的3－5年内显现出来。”
　　前后整整一年，强制婚检取消引发的问题是全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更成为诸多专家郁结于胸的一块心病。立法是严肃的，相信事先的听证程序是严谨的。但再严肃的态度、再严谨的程序也不能保证法律的每项条款都绝对完善，不会出现考虑不周、前瞻不够的意外。这时，需要专家冷静的建言，需要媒体执着的提醒。如果他们的几家之言有点道理，请立法机构珍视这似曾相识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