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自杀的原因当时就清楚明了，有他自己的遗书为证，还有他的亲朋、同事以及学生的回忆文字为佐证，可知其为殉道自杀。多年以后“甲骨四堂”之郭鼎堂把王国维（观堂）之死归咎于罗振玉（雪堂），实乃一石二“堂”之卑劣用心。殉道者就情感而言是幸福的，而迫使他殉道的事由则是沉痛的，他自己因沉痛而纵身一跃以求幸福，于学术界却是莫大的损失，此正所谓个人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生于1877年12月3日，卒于1927年6月2日，尚不满五十周岁，这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年龄。然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人格尊严比学术价值更珍贵。几十年后以傅雷、老舍等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受辱后“义无再辱”而绝望自杀。那么王国维遗书中的“世变”和“再辱”又当如何理解呢？

王国维早年对西方哲学颇感兴趣，尤其对叔本华、尼采、康德等最为着力，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中西合璧，解读宋元词曲，写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巨著。此时的王国维年轻气盛，思想奔放，精骛八极，尽管他少年老成，素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与词曲文学中的风流潇洒驴唇马嘴，却也掩饰不了作品中流露出的丰富情感和热烈情绪。这样的王国维精神气质绝佳，不会自杀。

辛亥之后，在其一生的贵人及师长罗振玉的影响之下，王国维转入文字训诂、经学和考古研究，也许是对《尚书》《礼记》等典籍中的君臣礼仪之道钻研太深，思想上竟然渐渐成为一个封建遗老。直到1923年，王国维接受逊帝溥仪之诏“入直南书房”，并受“赏五品衔”“着在紫禁城骑马”等恩遇，始终追求独立自由的孤傲学者自此竟然给自己套上了要命的精神枷锁。1924年溥仪被驱出紫禁城，君辱臣死，王国维当时就拟跳护城河而死，此即其所谓之一辱——其实他本人并未受辱。“受辱”后赋闲无业的王国维拒绝清华聘请，直到接到溥仪诏令，才于1925年奉旨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可知其中毒之深。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报载北伐军在长沙和武汉杀了两个留辫子的满清遗老，于是有人就劝王国维剪掉辫子云云。一向沉静的王国维“义无再辱”，却不露声色，依旧平静地处理日常事务，冷静地写好遗书，闲静地生平第一次来到颐和园，清静地在昆明湖边抽了一支烟，镇静地纵身一跃......不到两分钟，王国维就被救了上来，背部的衣服还是干的，但人已死去——他是强迫自己的头插入不到半人深的水中呛死的。

一心求死，静默如常，从容悠闲，缜密不紊，一如他的为人与治学，这是大师级的自杀！

其实王国维多虑了，长沙的叶德辉是因为反对北伐才被公判枪决，武汉的王葆心终被赦免。王国维一心治学，从不过问政治，北伐军怎么会仅仅因为一根辫子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清华园捕杀一个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呢！——“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早可得意，又何事不可处乎？”“吾辈此等数年中作理想之生活，一入社会便到处扞格。”——奈何先生有精神洁癖，追求理想之净洁，绝不容于世俗之污浊。

梁启超自降身价而尊王国维为清华国学院第一导师，视王国维之自杀正代表了知识分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精神。可叹王国维缺乏梁任公顺时而变的气度见识，看不到未来世界的光明。

鲁迅先生批判传统，睥睨古今，而对这位兄辈同乡却不吝赞美之词：要谈国学，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叹王国维只知研学却不知批判，如若他能有同乡小弟批判精神之万一，也不致郁结而走上绝路。

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的评价已经成为经典的共识：“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孜孜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这也恰恰成为他的精神枷锁，一旦不自由，便毋宁死。陈寅恪先生的晚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他的众多评价几乎都流于学术损失之遗憾。我以为饱学之士甚多，终有一死，一个人能量再大，终有穷竭，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激励众人奋发，那么这个人的价值就是永恒的，正所谓“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