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捕蝗奏》详注

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相啖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傥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

注释：

本文选自《全唐文》第二百六姚崇卷。《旧唐书·姚崇传》载：“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上闻之，复以问崇。”皇帝同意姚崇遣使蝗，后来朝野议论纷纷，玄宗思想又有反复。所以题目中答是答皇帝问。目的是应对内外各种议论，巩固皇帝的灭蝗决心。

庸儒，字或误为“育襄”，非。庸儒，平庸的儒生，或者说指书呆子。务实的政治家对书呆子固有轻视，有反对本本主义的一层，有理论结合实际的一层，也有读书更偏执、不知变化或全局的一层。通变，谓通晓变化之理。语出《易·系辞上》：“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此处犹变通，不拘常规，适时变动，结合下文，通变即通权达变。

违经合道，反道适权，是所有改革者话语基础。不合圣贤的训诫，却切合实用。与所谓的道理相反，却是恰恰正好是此时此刻最好的办法。句中之道，不是固定的道，而是否变化的道，是不同时空有不同意义的道。关于反经合道，《春秋》《孟子》早开端倪，宋儒论之甚多，程朱皆不尽同意。参阅《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

魏时，当指北魏之时。《魏书》指导蝗灾现象记入《灵征志》，本身就是迷信思想的反映。参阅《魏书·灵征志八》。当时蝗灾多必，并非指某一年，姚崇夸大其危害，重点强调的是朝廷忍而不治。只以为是不义的征兆，要行德政而自消，实未消。

前秦(351-394)是氐族建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权，350年10月，苻健占据关中，次年登基，设置百官，定都长安，前秦共六帝，享国四十四年。后秦(384-417)是十六国时期羌族姚苌建立的政权。共三帝，享国三十四年。此句中后秦，也可以包括所谓前秦在内。毕竟对应于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他们都是“后秦”。太元七年(382年)后秦境内的幽州发生大蝗灾。《晋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二月，秦大蝗，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参阅《晋书》卷七十六、《晋书》卷一百十二载记第十二。姚崇侧重点不在蝗灾本身，而是极言蝗灾危害性，强调以修德消灾，实际无效。儒者乍汉以后相信的天人感应理论，根基是荒谬、不切实际的。

极说山东蝗灾的范围广、繁殖快，突出灭蝗正是权变之道，而权在于急迫性。

不灭蝗的后果，百姓流离，影响社稷安危，宰相深谋远虑，自然步步要占据主动。

养以成灾，句法犹“养虎贻患”。灾，既可能纯是自然灾害，也可能引发巨变。危言耸听，所以固君心、坚帝意。唐玄宗锐意改革，励精图治，所以才能听得进去。

皇上好生恶杀，所以捕蝗之使命不用皇帝亲自下令，只好让宰相我下令承担。也是中国古代君权相权的巧妙安排。必要时可以虚君而治——皇帝是永远最有仁德的圣人。

最后一句犹军令状。牙治蝗无效，则治臣之罪，给皇帝更大的余地，让自己无路可逃，体现出姚崇的担当。此文可参阅《姚崇传》详注、《姚崇捕蝗》详注、及各篇与蝗有关的文章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