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清人陈芳生有《捕蝗考》一卷，论及昔人捕蝗之法，有姚崇捕蝗相关一段，录如下：

一考昔人治蝗之法。

载籍所记，颇多。其最著者，则唐之姚崇；最严者，则宋之淳熙勅也。《崇传》曰：“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诏也。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徳。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谓之曰：“聪伪主，徳不胜妖。今妖不胜徳。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徳可免，彼将无徳致然乎？今坐视食苖,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徳何？若水惧，乃縦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諠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噉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縦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卢懐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蝗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断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驱，若縦之，榖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讫息。”

宋淳熙勅，诸蝗虫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实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诸官司荒田牧，地经飞蝗住落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而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杖一百。诸蝗虫生发飞落及遗子，而扑掘不尽，致再生发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诸给散捕取虫蝗，谷而减克者，论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受乞财物法。诸系工人，因扑掘虫蝗，乞取人户财物者，论如重禄。工人因职受乞法诸令佐，遇有虫蝗生发，虽已差出而不离本界者，若縁虫蝗论罪，并在任法。又诏：因穿掘打扑损苖种者，除其税，仍计价官给地主钱数，毋过一顷。

此外复有二法：一曰以粟易蝗。晋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偿之。此类是也。一曰食蝗。唐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暴亁，扬去翅足而食之。

臣谨按：蝗虫之灾，不捕不止。倪若水、卢懐慎之说，谬也。不忍于蝗而忍于民之饥而死乎？为民御灾捍患，正应经义，亦何违经反道之有？修徳、修刑，理无相左。敌国、盗贼，比于蝗灾，总为民害。宁云修徳可弭？一切攘却、捕治之法，废而不为也？淳熙之勅，初生飞落，咸应申报。扑除取掘，悉有条章。今之官民，所未闻见，似应依仿，申严定为功罪，着之甲令也。食蝗之事，载籍所书，不过二三。唐太宗吞蝗，以为代民受患。传述千古矣！乃今东省畿南，用为常食，登之盘飱。臣尝治田天津，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烹食。城市之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则数文钱可易一斗，噉食之余，家户囷积，以为冬储。质味与干鰕无异，其朝晡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无恙也。而同时所见，山陕之民，犹惑于祭拜，以伤触为戒。谓为可食，即复骇然。盖妄信流传，谓戾气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害。东省畿南，既明知鰕子一物，在水为鰕，在陆为蝗。即终岁食蝗，与食鰕无异，不复疑虑矣。

天天新按：陈芳生，字漱六，仁和(今属杭州)人，生于崇祯壬午年(1642)，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康熙年间，着有《先忧集》《疑狱笺》《洗冤集说》《训蒙条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