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存在”与“语言”的向度上去考察一个诗人，贾雷尔无疑更关注“存在”。他在语言上并无重大的革新（他的内心独白手法，早在勃朗宁手中就达到了顶峰），但他是一个写出了“存在的深度”的诗人。他从自身的感受出发，进而推及整个社会，以及全部的人生。他1930和1940 年代写的是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他既写亲身体验到的战争，同时又不囿于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从生命本身的被侵害和世界“恶梦”般的残酷去控诉生存的荒谬。例如：

　　　　我从母亲的睡眠中降落到这种境地
　　　　在它的腹中，我弓着身子，湿皮衣结了冰
　　　　离地面六英里，我从它的生活之梦中解脱
　　　　醒过来，面对黑色的高射炮群和恶梦似的战斗机
　　　　我死后他们用水龙把我从炮塔中冲出

               ——《球形炮塔射手之死》

　　这首诗把母亲的子宫和球形的炮塔拼接起来，主人公糊里糊涂地从一个脏器进入一个装置中，面对的都是黑暗，而生命已从生转瞬走向了死。这位射手可能还没明白过来，就被当成物体一样地被清除了，用的是较为现代的“水龙”。这里，作者虽然是写战争，但战争只是社会病态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平常的情境中，大多数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在似梦非梦的状态中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哩。

　　也许，贾雷尔是一个“专业的悲观主义者”。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他也并未感受到多少喜悦。他发现现实的生活，一点也不比战争轻松。而且，由于内心的诚实，他更倾向于真实地反映生活，而生活的真实更多的是单调、孤独、混乱和近乎麻木的绝望，因而他把那根由战争启动的悲痛之弦，立即又用来去弹拔生活的哀伤与不幸了。他1950年代开始表现生活的痛苦与绝望，以及人对孤独、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越到后来，他对痛苦的体验越深，几次精神崩溃，甚至想切腕自杀。以至，他后来发生的、终于葬送了他性命的车祸，有人就推测他可能是蓄意的自杀，虽然死亡鉴定书上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描写生活之“重”，并不是一件讨人喜欢之事。更多的人，是采取逃避而躲进嬉戏性的文字里，或者采取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消解生活之“重”。而在众多的写作者中，只有那些具有极大的承受力的人，才敢于直面人生的苦痛，才能将其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贾雷尔通过对人生之“重”的体验，把生命中一些本原性的痛苦，如孤独、死亡、爱的丧失、世界的虚伪，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的笔下，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调侃，没有那些矫揉造作的文字游戏，没有那种貌似高深的理论说教，一切都那么直接，那么“原汁原味”，而又那么无法逃避。在我看来，贾雷尔对于今天的意义，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不加掩饰的“痛”，它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憾力。

　　有意思的是，贾雷尔诗中的主人公往往不是他自己，而是小孩或者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他这样处理自然有他的道理，孩子离开了大人的呵护相当无助，而韶华已逝的女人对失去的青春尤其敏感，而又无从寻找生命的慰藉。

　　　　可我害怕，在昨天参加的
　　　　一个葬礼上，
　　　　我朋友冰冷的整过容的脸，像花丛中的花岗石。
　　　　她赤裸的、动过手术的、被打扮过的遗体
　　　　就像是我的脸和肉身。
　　　　当我想起她时，我听见她告诉我

　　　　我好像很年轻；我是一个例外；
　　　　这使我想起我所拥有的一切。

　　　　可没有人真正是例外，
　　　　没有人拥有什么，我只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我站在我的墓地边
　　　　拒斥着生活，墓地是个普通的地方且无比坚固。         

                ——《下一天》

　　上面这一节诗中，贾雷尔借一个人女人之口，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同时，真正的死亡，又寻常又普通，而又坚不可摧。问题是正值壮年的贾雷尔（他死时才四十四岁），为什么如此关心死亡。这其中既与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亡（如他在战场上）有关，同时，也可能与他对生活已处于完全的绝望而意欲摆脱有关。在贾雷尔的眼里，世界已变成了噩梦般的世界，一切正在毁坏，一切正在丧失。他最后的一部诗集正是以《失去的世界》为标题，对人生和世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如我高兴的那样转身，我的脚步朝南。
　　　　这世界——我的世界旋转于
　　　　寒冷而可怜的终点上：所有的道路，所有的风
　　　　都在我最终发现的漩涡中终结。

                 ——《北极90度》

　　在贾雷尔的笔下，现实更多的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的，就像上面这首《北极90度》一样，作者分明是梦见了北极，但他似乎感到也许呆在真实的北极的极度寒冷中与呆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不同，甚至他还愿意呆在真实的北极，和他的狗和皮衣呆在一起。他采取现实与梦相互纠结的方法，以突出现实的混乱和残酷，这一点与另一位美国诗人约翰·伯里曼如出一辙。他们都采用一种无声的抒情，使情感和语言都压缩到了最低限度，而在极度冰冷的外表下，则埋藏着一股强烈的感伤与绝望。

　　贾雷尔表达的感伤与绝望，并非是他个人的绝望，而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所必定面临的绝望。随着东西方信仰的普遍崩溃，人类精神上的创伤会日益加剧。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残酷性正日益彰现，我有时感到任何语言上的花招都是不道德的，我们要像贾雷尔那样去喊出自己的“痛”，虽然不能缓解，但至少可以喊出真实的感受。这是我持续地为贾雷尔感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