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宋神宗贬之黄州，在黄州，苏轼建造雪堂，和一些文人骚客对月当歌，雪堂虽只是一间简陋的茅屋，却因为苏东坡的豪情与众文人的风雅名扬天下，更是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话。苏轼的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既缘于他被贬黄州时夜游赤壁所作。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犹对苏子在《前赤壁赋》中超然于世的境界感到由衷的敬佩。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苏东坡死里逃生到黄州后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他写给别弟的诗里，他说：“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后人认为苏轼是把心中的苦闷转向了宗教的四大皆空，才换的了落难时的心安理得，但是在苏轼这样一个胸怀抱负的人心里，深藏于他内心的更是从小耳濡目赌的儒家思想。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描述的：“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在黄州，苏轼并没有因为仕途上的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相反他一切亲力亲为，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养殖家禽，在山坡上建起三间茅舍，这就是有名的雪堂。茅舍的墙是由东坡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茅舍建好后，他就在雪堂宴请宾客，这一期间东坡及其他才俊在雪堂而出的诗词歌赋不计其数，可算是为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增添了夺目的一笔。可见，东坡是个能将自己游离于理想和现世之间具有大智慧的人物，

  与苏轼对人生的豁达乐观相对应的却是他的“较真”。王安石变法维新，在当时是一项空前的革新运动，而苏轼满腹经纶，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诸多质疑，因此屡遭对手的攻击，才有了后来流放黄州的经历。早在苏轼的父亲苏洵之时，王安石就因和苏洵在政见上不同而心有芥蒂，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而东坡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却并非这些个人之间的恩怨，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曾经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而对于王安石革新变法，东坡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王安石的革新言论过于的好为大言，在实施细节上有诸多不体谅民情的诡论之说。而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就应该考虑周全，方方面面都要以民生社稷为先，即便是要削弱当时变法中大地主和大官僚的阶级利益，也应该酌情考虑，妥善安置。但是刚愎自用的王安石并未听从东坡的意见，相反，在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并予当天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其后，神宗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未对苏轼重用。而王安石的变法也最终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苏东坡作为一名大宋的官员，坚持自己在变法中看到的弊端，做到了言行一致，而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顺从王安石而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试想，单凭苏轼的才华和当时的名声，如果他能附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而不是和王安石对着干，难说他不会得到王安石的器重，成为革新运动麾下的一员猛将。这样一来，对苏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站在王安石的一边等于站在宋神宗的一边。而最终，王安石的变法落得个民心动荡，风雨飘摇的后果，这也正是苏轼之前反对变法的主要原因。很难想想一个像苏东坡这样旷达的人竟然也会半生致力于和革新运动做斗争。也许有人会说苏轼虽诗文洒脱，而在面对国家大事上却是十足的迂腐，然不论苏轼是否真是墨守成规，还是他确实没有什么治国韬略。但就苏轼对事的严谨，而非对人的较真这一点上却可看出苏轼远不是那些单靠空想和空话传世的文人。
      当一个人以单独的个体参与一项影响天下的思想运动时，对于那些勇往直前不畏生死的先驱我们由衷的感到敬仰，但是在一场关乎国家安危，生死存亡的运动中，变革者是否会考虑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人性因素，变革者是否会站在反对自己一方的立场上再度思索自己的主张是否会有利大于弊的因素存在？相比苏轼和王安石，一个在变法运动中因持反对意见屡屡进犯削去官职被贬蛮荒之地；一个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被推行实施天下，春风得意之时，王安石在好友湖阴先生的庭院内就曾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诗中表露的雄心壮志虽可见一斑，而隐露出来的刚愎之态也跃然于纸上。最终，踌躇满志的王安石推行的变法革新运动以失败告终，郁郁寡欢于病榻之上，不久便郁然病逝，直至临终依然感到自己“大业未成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而苏轼，一生落魄潦倒，因屡次的不合时宜得不到重要，最终在元符三年大赦，回朝复命途中逝于常州。但是他却留下了“苏堤，东坡肉，唐宋八大家，东坡居士”等为后人怀念和爱戴的种种行径，更无须说苏东坡留给后人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等诸多清丽别致又超然于世的千古佳句。

  这两位争锋相对的人物，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话题，同样都是对自己做人为官严谨不殆，同样都在仕途上屡遭波折，而对于人生的态度，苏轼显得更加洒脱旷达，以至于后人如光读其诗文，不细读史书，竟不会以为苏轼是一位屡次被贬，屡遭打击的倒霉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