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按:近日在网上搜到此文,特别感谢罗振亚先生的关注和评点.

作者：罗振亚

苦难和荣光交织的2008年，为诗歌带来了新的生机。面对一个民族的大悲大喜，诗歌凭借其迅捷、灵动与睿智的优长，竭力承担传达之责，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集体歌唱，虽然菁芜夹杂；但仍以其“行动”的力量，感染了无数国人的灵魂，挽回了近些年处于边缘、尴尬中的诗歌面子。并且似乎带来一种期许：诗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可有可无，它理应具有重要的位置。遗憾的是当我们回望2009年上半年的诗歌来路后，却只能说那是一种错觉。2008年的诗歌升温并非由于创作品位的质的飞升，而和重大事件密切相连，或者说诗是倚重外在的力量才“有所作为”；而今一旦社会生活又按部就班地运转，诗歌书写就恢复到了繁而不荣的“常态”，隐忧重重。

     上半年各家刊物都在生方设法地探新路，打特色牌，以增加看点。如“新星四人行” 、“每期头条”、“第七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特别栏目”（《诗刊》），“先锋时刻”、“全国民间诗刊社团专号”（《诗歌月刊》），“诗人研究”、“好诗经典”（《诗潮》），“探索”、“首席诗人”、“每月诗星”（《星星》），“方志”、“开卷”（《诗林》），“九十年代”、“纪念：诗天空早陨的星辰”，“特别推荐”（《诗选刊》）……各色栏目设置及所刊发作品表明，推举新人、打造经典、倡导创新仍是所有刊物的共识，好诗在民间观念已深入人心，创作上的几点趋势也愈加明晰。  

     “及物”写作的进一步深细化。诗没直接行动的必要，但若不和社会现实、芸芸众生关涉，就难产生大诗人与拳头作品。因此当下诗人更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攫取诗情，贴近现实世界，不少文本针砭时弊，切入了时代良心。如叶延滨《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写道，“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诗歌月报·上半月刊》5期》），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宋晓贤思维、出语怪诞的《麻将国》（《诗歌月报·上半月刊》3期），则属于另一种状态的深刻，“打麻将的人始终没有生产粮食的人多/如此看来这么个国/诚然是不会灭的”，言外之意同样富于警醒功能。汶川地震的沉重一页虽然翻过，但“纸上的祭奠：‘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诗歌专辑”（《星星》5期）中龚学敏、刘泽球等的作品，仍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心灵震颤与思考，只是已一改当初“集体井喷”状态，多了冷静后的深邃。雨田的《五月的咏叹》宣显出一种人类大爱，一种人性的抚慰和精神的担当。大难过后的灾民尽管眼睛“充血”，箫声“哽咽”，但“并不绝望那个从外地打工回到山村的人/他从废墟中挖出的那把镰刀和锄头已经磨得闪闪发亮”。地震可以摧毁房屋，却毁不掉民族向上的精神信念，他们从痛苦和废墟中毅然站起的身影，重新诠释了顽韧和希望的含义。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诗刊·下半月刊》4期）更可视为“问题诗”，“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被票贩子的假车票/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典型细节的叙述外化了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力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阳飏的《兰州：史与事》（《诗刊·上半月刊》2期）视角对准的是一些历史事件、细节，但宽阔的视野里仍带着现世的沧桑，渗着淡淡的苦涩。随着“及物”写作的进一步深细化，若干年前重建诗与现实精神关系的困惑已迎刃而解。

    诗要深入具体的人事和当下的生存、广阔的现实，就势必去关注、捕捉生活俗语中裹挟的生存信息，讲究对话、叙述、细节的准确与否；因此吸纳其他文类的笔法，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压力的追求，在近期创作中就越来越自觉。如黄芳的组诗《向北》（《诗潮》3期）充满叙事因子，冷静的外衣下包裹着思念、畅想抑或忧伤的温情，“她一直冷//9月之后/阳光穿南过北/他看见她又轻又小/一只手就能紧紧握住//他于是把她紧紧握住/直到她慢慢地变暖，并/活了过来”（《他们》）。短短数行却复现出一段漫长曲折的情感过程，虽运笔节制，但事项间的跳跃仍留下了一定的回味空间。林雪的《数独游戏》（《诗林》单月刊1期）的小说、戏剧化倾向显豁，其中有火车上客观的环境描摹，有诗人和邻座中年男士、和乘务员的对话，有男士玩数独游和诗人阅读短信、哭泣的动作，有诗人渴望幸福到来的心理刻划，更有诗人自身对命运的猜测、分析和评价，“命运啊！如果你赐予我幸福/请像那些久远的磨难一样/缓慢地持久的降临吧！”。日常情境、画面的再现和含蓄的人性立场结合，表明诗人具有超人的介入复杂微妙生活的能力。小说家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诗潮》3期）题目本身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幽默俏皮，“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我抱着一棵大白菜回家……”细碎心理的流动，赋予了诗歌一种类乎独幕剧的综合品质，但流贯诗间的对于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高级轿车、“穿裘皮大衣和高筒靴的女郎”对比，强化了诗人返朴归真的内心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与对抗。盘妙彬的组诗《不在诗经的时候》（《诗刊·上半月刊》1期）罩着一股古典气，时而又很神秘，戏剧性强，“晚饭后散步，沿着流水的上游，遍地夕烟与黄花/不知今夕何夕/民国过去，清明过去，一直走到云上”，心理和生理动作的同时运行，为诗平添了时间长度和沉实、具体的内涵。高凯的《离乡纪事》（《星星》4期）也是靠乡间一系列的人物、细节、动作、对话等事态因子支撑的，离乡的酸甜苦辣情绪因之获得了质感寄托，“陇东”味葱郁。至于《诗刊》的“小说家的诗”栏目，让史铁生、邱华栋、熊召政依次出场，更是文体互渗、融合尝试的明证。这种事态诗有时心理、对话、动作均有，人物、事件、场景兼出，仿佛诗的特征淡化；但事态叙述背后的生命支柱仍是“情”，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诗性叙事，它在扩大诗的情绪容量同时，也强化了诗的人间烟火味儿。

    个人化的同义语即多元化，它意味着抒情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当下的诗歌实践使这些年来人们议论纷纷的个人化写作内涵落到了实处，诗美在各刊物间如缤纷的花雨，绚烂多端。印象深刻者，如余怒的《主与客》、《刺猬论》（《诗林》双月刊2期）继续凸显“歧义”意识，具有超现实写作的荒谬力量，让人感到有种东西存在却绝对说不真切。与它的先锋性相对，李琦的《下雪的时候》（《诗潮》5期）多得传统的精义，它对雪的痴迷书写构成了一种美的隐喻，那清白、洁净、单纯、静虚之物，在貌似下沉实为上升的灵魂舞蹈中，对人生正是奇妙的清凉暗示，娓娓道来的平实叙述里自有一股逼人的美感。李轻松的诗（《诗选刊·上半月刊》3期）兼俱情感的浓度和深度，语言自然而冷峭，真、幻一体的诗绪，常在读者的想象之外，质地沉实，像“任何一条窄缝儿，我都无需侧身/我从不用思想穿行/有时我的皮肤可以预先到达”（《夜行》），隐秘的身体直觉中潜藏着精神的焦渴失望，歌唱也来自欲望、躯体却极具思想穿透力。杜涯的诗（《诗潮》1期）保持着对自然意象的兴趣，《10月29日：银杏之二》中“银杏”和光辉、落、眼泪等语词组合，传递出一股忧郁的人生况味，一股对美好事物自然生灭的依恋和伤逝之情。李龙炳的组诗《粮食以北》（《星星》1期）是幻象铺就的佳构，内视点的超验能力的出色滑行，应了韦勒克、沃伦的任何作品都是“虚构的产物”理论。沈苇的《博格达来信》（《诗歌月刊》6期）将新疆的自然、风俗、文化和心理特色渲染得煞是浓郁，地方性物象和繁复的情思契合相得益彰，尤其是仿哈萨克民谣的《谎歌》想象大胆神奇，幽默诙谐，有力地表现了边地民族的性格内涵。《臧北的诗》（《诗林》单月刊3期）在口语化向度上处理繁复的题材，无一首不纯净、疏朗，充满灵性。特别是“新归来诗人”潘洗尘的诗冲击力还那么强，抒情方式更为朴素内敛，组诗《一个过客和他的国家》（《星星》4期）体现了无技巧的境界，“北京  再加上千里之外的那座小城/就是我  一个过客的/整个国家”，细节和抒情本身的力量，直指人心，昭示出现实主义诗歌魅力的不可抗拒。诗人们个性的极度张扬，使诗坛真正变成了百花园，姚黄魏紫，仪态纷呈，生态格局日趋健康、合理。

    只是即便在阅读上述优秀作品时，也有强烈的不满足感，因为诗坛的艺术失衡现象实在堪忧。首先是日常情感和精神提升的失衡。过度的个人化使一些诗人借个人化写作之名滥行民主之事，将个人化写作当成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的托词，个人情感无限度的膨胀，自我抚摸的无聊琐屑，即兴而私密，平面又少深度，鸡零狗碎，祛除了责任、历史和时代因子，使精神孱弱，诗魂变轻。有的走技术主义路线，看上去精致复杂，但就是不关灵魂和精神的事儿；有的甚至拒绝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剥离了和生活的关联，这在无形中自然阻塞了与读者产生精神共鸣的通道。如《豌豆吐司》（《诗歌月报·上半月刊》1期）、《林子》（《诗潮》1期）或对食物不厌其烦的细致咏怀，或对生活的无谓状态进行简单的复制挪移，无病呻吟，即便艺术上再抒情再诱人，也只能被读者冷落。试想一个诗人脸上长个粉刺或到路边买个冰激凌吃，和别人又有何关系？实际上走向日常生活绝非意味着诗魂变轻，对现实的深刻指认，对历史遭遇的揭示，对人类命运的回味，对苦难和腐败的逼视，乃至对人性的凝眸，处处皆可挖掘出优秀的诗质。

    其次是城乡二元世界书写的失衡，乡土诗品位较高，都市诗相对薄弱。能写出城市灵魂复杂的内在真相者（谢湘南《在哪里安家》，《诗刊·上半月刊》2期；曹东《夜生活》，《星星》4期）寥若晨星。前者贴近城乡文明夹缝中挣扎的“异乡人”的生活和心态，再现了他们的孤独、异化与精神病痛，其中《病妈妈》酸楚的慈爱和都市漂泊者伤及骨髓的无奈交错，愈见苦涩；后者从城市、小巷到电梯的由大而小由远而近的视角起用，和“坠落”、“破碎”、“叹息”三种逐层递进的声音捕捉，曲现人类生存境况的沉重、压抑和黯淡，逼向了都市社会的实质。而优秀的乡土诗则数量可观。陈亮的组诗《娘总在黄昏时分喊我》（《诗刊·下半月刊》1期）超越优美与乐观层次，触摸到了乡村古朴而悲凉、宁静又忧郁的灵魂内核，回荡着惆怅的旋律。大解的《记忆中的雨》（《诗潮》4期）就村民对持续的白天晴朗、黑夜下雨现象惊恐而祈祷，所做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揭示，人和外在事物关系的猜测，也抵达了乡土文化和农民心灵的深层。白庆国的《诗九首》（《诗刊·下半月刊》3期）中，《树叶落光之后》向只能飞过“几条小河几座山脉”却自由快乐的小鸟长处的“学习”，对大风雪黑夜里《有一个人走出了村庄》的牵念和“担心”，对交织着麦子、土豆、棉花、浓重的烟叶以及药片的《父亲的味道》的体会，无不和乡土的安静、辛劳、顽韧相连，浸染着诗人痛楚的挚爱与关切。为何诗人们寄居都市却瞩目乡村，“心在别处”？这固然和乡土诗传统强大有关，也反映出诗人表现都市内在节奏和精神的无力、无效性，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诗歌如何书写都市的命题。

    再次是传达过程中情感和理性的失衡，抒情者量多质高，充满智慧的哲理思索逊色。从诗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的向度衡量，有些作品值得肯定。《纯子近作》（《诗选刊》5期）多含感情因子，但情感流脉底层也蛰伏着想象力对知性的追逐，注重个人经验和对人生看法的发现，“在人生的中间站/我偷生，未遂/欲死，也未遂”（《一切未遂》）。它是作者的一种心得：在永恒的世界和命运面前，渺小的人能力有限，有时美妙的幻想与邪恶的阴谋都无法实现，甚至主宰不了自己的思想、动作与生死，未遂乃人生常态。华万里的组诗《一个人的夜晚》（《星星》5期）还观照美的事物，但生活的沧桑感和辩证思维走向，却使它远离了过分透明的浅薄，像“一个人看荷花不要全部看完”等句子都寓意幽深。李少君的《鄱阳湖边》（《诗刊·下半月刊》6期）优美、恬静的自然生态图景勾勒背后，是对人类、人生抽象命题的洞察，“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与自由的生灵相比，人的自由及幻想只能局限于一定的范畴之内。池凌云寥寥四句的《真正的树》（《诗林》1期）也言近旨远，“我们可能在一天之中失去全部果实/但不会失去更多”，一种生命本质和滋味的咀嚼，一种顽韧、达观态度的体认，蕴蓄着一股男性之力。图雅的《五月的无奈》（《诗选刊》5期）也属瞬间的感悟，很多人“来不及实现什么，瞬间可以改变一切”，花香和“死亡，废墟，眼泪”对比，愈见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和明天的不可预知。这种对人类的悲剧性认知无疑提高了艺术的思维层次。可惜大量作品还难以潜入生命本体、博大宇宙空间进行形而上思考，究明人类的本质精神，因哲学意识的微弱，很多诗人视野停浮在充满亮色的范畴内，传达上少内敛，时而流于情思的放纵，理想的阔大邃密、振聋发聩的思想文本常常虚位；而诗的肌体失去哲学筋骨支撑，自然就失去了深刻度与穿透力。

    看来诗歌距离走出低谷的目标还任重道远，它要实现突围必须从自身寻找切口，而不该依靠外力的推助。因为那种“事件”大于“文本”的诗歌现实想起来就令人悲哀。

                               (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5期）

罗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