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窝浅”的女局长
——追记原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中）

     任长霞当上局长后，父亲跟她说了一句话：“局长也是官。咱当官，要当清官，别当贪官，别给你祖宗挣骂名。”
    3年来，任长霞用平实的言行，交出了一个答案。
    任长霞爱下乡，这在登封出了名。因为老走山路，她的皮鞋三天两头就得送去修。
    走在田间地头，迎面碰到百姓，她这个城里长大的人，常常抢前一步，伸出手拉拉老乡的手。
    百姓感叹：“登封从没出过这样好搭话的官。”
    每逢案发、抓捕，任长霞必到现场。百姓看多了，知道这个女局长话不多，说话却是句句梆梆硬，眼神还有股子狠劲。可很快，他们发现，威风凛凛的女局长，也爱掉眼泪。
    去年12月18日，石道乡石破窑村召开公捕大会。嫌疑人作案手段残忍，在场群众无不恨得牙痒。
    犯罪嫌疑人刚押上车，任长霞发现，一个小娃娃在车边哭着喊爹。一问，小孩是犯罪嫌疑人的儿子，小孩母亲早跟人跑了，家里就剩年近七十的老奶奶。
    任长霞指指嫌疑人跟干警说，“让他下来。把手铐给他打开，让他见见他孩子！”抱着儿子，犯罪嫌疑人号啕大哭。
    任长霞从兜里摸出100块钱递给犯罪嫌疑人的邻居，说：“给孩子买点吃的，以后孩子有啥困难，去公安局找我，我叫任长霞。”说完扭头就上车。
    过了会儿，跟任长霞同车的郑州晚报小黄一上车，就看任长霞抹着脸，大把大把眼泪在流。
   “姐，你怎么啦？”
    “没什么。女人泪窝浅。”任长霞说。
    “宁上一次战场，不接一次上访”。公安控申工作，历来是难点。因上访引发的矛盾，屡见不鲜。
    偏偏，登封的一大特点，就是控申案件多、积案多、群众上访多。
    到登封不到3 个月，任长霞就把“控申接待室”的牌子挂上。20多名干警组成了“控申专案组”，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日”，谁接待，提前通过电视台向全市公告。
    2001年7月19日，是任长霞的第一个接待日。
    农民陈秀英2000年9月被邻居一家打得脑袋开花。陈秀英四处申诉。
任长霞接过材料看了看，伸手就往陈秀英蓬乱油腻的头发里摸，一下就摸着碗大一个窟窿。
    “咦”，任长霞大叫一声，“咋打成这样！人呢？”
   “跑了！”
   “抓人！坚决抓人！”
    这话一撂，陈秀英当即大哭。送陈秀英出门，任长霞说：“你慢慢地走。你有钱吗？没钱，我给你掏点钱。你坐车走吧。”
   这件事，这些话，3年后的陈秀英每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俺头上的窟窿，要是碰见那干净人，就算是平民百姓还得嫌俺脏，可任局长伸手就摸，没嫌俺。”
   第一个接待日，晚上11点，任长霞才送走了第124名群众。13个小时，她吃了两个烧饼喝了几口水，嗓子哑了，脸颊说麻了，眼睛也哭红了。
   第二个任长霞的“局长接待日”，来的人更多。两百多号人，控申室实在装不下，任长霞把他们全部带到会议室，开起“控诉大会”。任长霞一边做笔记，一边陪着群众掉眼泪。

此后，只要听说有任局长参加的接待日，几十里地远照样有人来，就因为“听说任局长仁义”。
    登封公安局车库的角落，躺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碑是上访户韩素珍等人给任长霞立的，又让任长霞找人给拆掉的。
    2001年，任长霞接待了韩素珍、王春英两位老人。他们两家的闺女，先后在1990年被歹徒奸杀。11年来，老人家上百次申诉，状纸甚至递到北京。黑发熬成白发，罪犯依旧逍遥。
   绝望的韩素珍问任长霞，“这事，你管不管？你敢不敢管？”
   任长霞说：“我小事都管。你的事能不管吗？我管！”

   见多了大案要案的任长霞，一夜无眠。第二天，她把存档多年的案卷翻了个底朝天，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案情分析会开了多次，还是一筹莫展。

   突然有一天，一个任长霞接待过多次的老上访户找到她，说，“有件事，我憋心里10年了。看您天天奔波，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的人。我再不说，就对不住您。”
   这人说出的，正是这桩奸杀案的线索。任长霞旋即带人展开调查。很快，这起沉积了11年的重大奸杀案告破。
    冤仇得报，韩、王两家联合了邻村百姓，给任长霞做了块功德碑，刻上了“有为而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一行字。石碑抬到市中心嵩山广场，准备立在那儿。任长霞闻讯赶紧跑去，再三“求情”：这碑，无论如何不能立！

    立碑的百姓怎么都听不进去。见拗不过，任长霞让步了，她让大家把碑立在公安局后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前脚送走百姓，后脚任长霞就叫人拆了碑。
   这事一传开，群众无不动情，“不拿咱一分钱，不吃咱一嘴东西。好官，清官！”

   又一次局长接待日，有两个人来到控申科，跟正在门口的控申科科长张立功说，“俺没啥问题要找任局长，俺不是来给任局长添麻烦的，俺是听说任局长特别公正，俺来，就为看她一眼。”
    听这话，张立功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把门推开了一尺宽，说，你们过来看，坐在里边的那位女同志，就是我们任局长。这两人看了好一会儿，流着泪走了。
   3年里，任长霞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467人次，平均一天3个；其中，有476家上访户停访息诉。当局长头年，收到镜匾56块，锦旗、感谢信250余(面)封。
   起初有些百姓还把镜匾锦旗送到郑州局，郑州局领导接待多了，就训任长霞，“你别组织百姓送这些。你少搞这些花架子！”后来，局领导才知道错怪了任长霞。
    有时，老百姓来找任长霞说的事，明明超出公安范畴，可任长霞能管还管。
   一次，一个30多岁的妇女一见任长霞就说，“我孩子没钱治病，你能不能给救济一下？”按说，这事不归公安局管。可任长霞说，“我们尽局里的能力给你解决点。”说到做到，事后她跟大伙一商量，拿了几千块钱送过去。
   类似的事，任长霞管得不少。
   2001年4月，一名外地女孩被人用火焚烧后死里逃生。上任刚5天的任长霞一边派人将女孩急送医院，一边全力破案。33个小时后，案破了。此时任长霞得知女孩医疗费没着落，立即发动大伙筹了1万块钱，亲自送到医院。女孩最终脱险。她母亲赶到登封，找到任长霞，长跪不起。
    2001年5月，大冶镇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任长霞参与处理矿难，发现一个小女孩趴在一个死难者边上哭。一问，女孩叫刘春雨，几年前母亲就病故，父亲在这次事故中也没了。

    任长霞当即眼泪就下来了。从此，春雨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都被任长霞包了下来。这几年，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任长霞就买上一堆新衣服和学习用品，跑去看自己的干女儿。
一次下乡走到崔疙瘩村，正赶上大雨，任长霞顺道进了村小学，一看，任长霞急了：土砌的教室塌了一角，墙上裂了个大洞。外面下着雨，土房里泡着水，孩子们正在二三十公分深的积水里听课。向来话不多的任长霞，这会儿急得就喊了两个字：“停课！”
    回到局里，任长霞发动了一场募捐。几十天后，由登封干警捐助的崔疙瘩村希望小学建起新校舍。

    2002年元月，在任长霞倡议下，126名濒临辍学的特困学生和干警成了救助对子，重新回到课堂。当年“六一”，任长霞没忘了这群穷孩子，她让干警将这些孩子接到郑州参观科技馆。
    因为恶霸王松一案，任长霞和农民冯长庚成了老朋友。
    王松被抓后，冯长庚拖着被王松手下打残的身体，找到任长霞，讲了整个受害经过，说到伤心处，任长霞陪着老冯一起掉眼泪。
    老冯特感动，回村把事一学，村里70多名王松的受害者非让他带着，又找到了任长霞。 
    任长霞把这大批人迎到屋里。70多号人排着队把情况一说，天就到晌午，冯长庚几个正琢磨着请任局长出去吃顿饭表表谢意。没想到，任长霞早就把70多人的午饭备好了。
    大伙不好意思吃非要走。任长霞不高兴：“你们反映情况，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不吃，就是把我当外人。”

    过了几天，冯长庚又带着一群人来找任长霞。其中有个人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任长霞忙问咋回事，那人说是多年的气管炎。说完情况，冯长庚等人刚走到大门口，一位民警一路小跑追出来，递过一大袋东西说，这是任局长送的药，专门治气管炎，我们局长交代了，这药得这么煎这么用……民警嘱咐了一通，走了。老冯等人拎着一袋药，愣了。
    这以后，任长霞的电话常常打到老冯家。受害人身体咋样、家里有没困难、村里治安咋样等等，任长霞啥都问。

    2001年夏天，麦子熟了，老冯接到任长霞的电话，“老冯啊，麦熟了，你和其他受害人联系一下，趁个星期天，我组织民警给你们割麦去。”

    冯长庚眼泪当即就下来了，赶紧编了个谎：“麦子今年成熟早，都收完了。”

    任长霞一听，叹了口气：“是我工作滞后了。以后有事，要先给我打招呼说一声。”
    事后冯长庚觉得，那是他活了半辈子说得最满意的一句谎。他不想让任局长操心。

    去年初，登封局破获白坪乡重大系列盗窃耕牛案，公捕会上，一些百姓打出横幅，上面写了一句大实话："任局长，您辛苦了，请保重身体！"
    看到横幅，台上的任长霞，又哭了。
    后来，一些群众觉得还有话没说完，就凑一起给任长霞写了封信：“早晚路过咱白坪，一定别忘了来坐坐，喝杯热茶。任局长，乡亲们心里想着您。”

    可惜，白坪乡百姓的热茶，还没来得及喝，他们的任局长就走了。
    4月17日，在如山似海的挽联悼文里，有这样一句：“老任一来，登封的白天就很有人情味了，警察头上的国微，就变成了祥和的微笑，警察肩上扛着的肩章，也成了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