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住进三星级宾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吃饭成了首要问题。

    那是1994年8月初，我被某外资集团（世界五百强之一）聘用，作为集团储备干部，以总经理助理的名义到该集团在吉林某地的中外合资企业进行工作实习。

    当时，生活还不富裕，平素生活尽可能俭省，家里也就积攒了3000元的余钱。要到外地的外资企业做高管了，自然要制备些新行头——新做或买了两身衣服，买了个旅行箱，其他零零碎碎的，花去了800来元。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独自在千里之外的异地工作，把妻子和三岁的儿子留在家里，心里不免愧疚和担心，没有其他办法，多给他们娘俩留点钱，以备她俩不时之需，才能稍微心安。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给妻子留下1500元；妻子当时一再嘱咐我出门了要多带点钱，不能计划得太紧凑。但作为男人，再大的困难吃再大的苦我都不怕，我不能让妻子在家独自做难。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怀揣着不足300元的零用钱，坐上了去吉林长春的飞机。事先知道，我们这些干部在公司都有“干部公寓”和“干部餐厅”，吃-喝-住都免费，短距离出行有公司专车，长距离出差吃、住、行都据实报销。按我设想的计划，到长春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能坐上公司接我的专车，以后就不怎么花钱了。300来元，紧巴巴够用了。

    下飞机，乘上去市区的大巴，来到了陌生的城市—长春。 

     之前，作为该集团中国区第二批招聘的本地化干部，在接受集团组织的岗前培训时，曾经受到了这样的熏陶：我们这个层级的干部，出差集团建议住三星级宾馆，既不浪费也不丢集团的脸面。

    于是乎，我就寻找了一家门面不错的三星宾馆登记住宿。服务员问我住几天，我说先登记一天吧。“缴400元押金”服务员公事公办。点点钱包，只剩257元，我对服务员说：你知道咱们这里的某某公司吗？

    “知道。”

     “我是来这个公司工作的，公司明天就会来车接我。我现在身上只有250元钱，能不能不收押金？”

     “最低，也要缴250元，还要把身份证押到这儿。”于是，我缴了250元的住宿押金，兜里只剩下7元钱。

     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手机在当时还属于奢侈品。来到宾馆房间，先给公司打电话。总部只给了我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事先知道总经理和财务总监都是东南亚籍华人。

    操着浓重海外二代华人口音、汉语结结巴巴的总经理的决定性答复，把我抛入了痛苦的深渊：你先在长春住下吧！我们周末去长春，到时候再接你。

     我心里清楚，今天才周三啊，他们周末才来接我？我兜里只有7元人民币啦，而且住宿的押金还欠着呢。还没等我想出新的计策来改变他的决定，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怎么办？ 7元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要度过4天，这可能吗？再打电话给总经理？请他立即派车接我，理由呢？总不能对着高薪而奢侈的老外说我没带够钱吧。多丢中国人呐！

    开动脑筋，想一想有没有在长春的朋友或同学，苦思冥想，没有一个啊。

     自行去公司？也不可能。公司离长春200来公里，我已没有坐公共汽车的资费了。

    实在没办法了，开始做最坏的打算吧。翻遍旅行箱，能吃的，只有飞机上赠送的两小块虚泡的蛋糕了。两小块虚泡的蛋糕和7元钱，只有这些家底了。

    当天晚上，就着宾馆的热水，把两小块虚泡的蛋糕消灭了，肚子里虚咕咚咚的，好在还有力气，到宾馆附近转转，看看当地的物价怎么样，买什么吃能让我依靠仅有的7元钱平稳度过4天。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长春当时的物价，远比我的家乡郑州贵。一个搭着破棚子的小吃点，一碗面条要5元，我的天哪，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当天晚上，做好了我的节食绝食计划：次日即周四，中午吃一碗面条，花费5元；第三日即周五，用2元钱在早上吃油条和豆汁；周六周日吃什么呢？挨一天是一天吧。

     在我的而立之年里，遭遇了这样的绝食斗争。肚子空荡荡的，没有力气，我就一直平躺在三星宾馆里的床上不动，实在饿了就喝几大口温开水......

     宾馆里的服务员，不停地催促我去补缴房费，搪塞哄骗了几次，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心想把脸面丢给国人关系不大，就照实说了：我身上没有钱，吃饭都不能了，只能等公司派人来接我时才结清住宿费。谁都怕饿死鬼，服务员也无可奈何。

     直到星期天下午，公司接我的车才到。原来，公司的外籍干部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品管经理和生产经理，每个周五下午都乘专车到长春度周末，吃住公司全包，住的是长春唯一的、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当然，后来我也加入了这个特殊群体。

    他们星期天下午才返回公司。

     来到公司，走进公司干部餐厅，看到满桌的五香煮鸡翅、油炸鸡腿、爆炒鸡丁......这些当时国人餐桌上还属于奢侈品的东西，成了我此后的家常便饭。

    当我两个半月后结束实习奔赴正式工作岗位的时候，我的体重已经增加了1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