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与走心：写作的意与境哦，天哪！
向陈武老师请教写作中的困惑，我说：非常喜欢您作品淡然的笔墨，把一件事说完了，只给一个思考的方向，绝不替读者思考生活和主题。可是我做不到，虽然非常不满自己文字里唠唠叨叨的诉说。陈老师笑笑说：写作心态定位于跟读者交流，文章的结构就会随之开放，不会再纠缠于自己的发现和理解。
听了一节小学语文课，《李时珍夜宿古寺》，师生共同分析了李时珍为修订《本草纲目》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所经历的“住之苦”、“吃之苦”、“行之苦”。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的“苦”，李时珍还要坚持修订《本草纲目》呢？这是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探索，在我以前谈过的作文主题发掘的“三人原则”中属于由“人行”向“人心”、“人性”的推进。课堂上，师生根据课文中的内容，很自然地归结到主题中心句：“我们修订好《本草纲目》，万民得福，吃点苦也是值得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归结让人觉得崇敬却不走心——敬佩李时珍的高尚情操，却无法被他的行为感动。这就跟问一个小学生“你为什么读书”，他朗声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样，你会赞赏他志向远大，却很难说这个孩子多么可爱——可爱是情感认同，而非理智剖析。
为了不引起误解，我把周恩来总理说出这句名言的过程引述在下面吧：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家乡，来到了东北。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他在沈阳下了车，前来接他的伯父指着一片繁华、热闹的地方，对他说：“没事可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啊！”
“为什么？”周恩来不解地问。
“那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来可就糟了，没处说理去！”
“那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周恩来进了东关模范学校读书。他始终忘不了大伯接他时说的话，经常想：“租界地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那儿，而外国人却可以住在那里？这不是中国的土地吗……”一连串的问题使周恩来迷惑不解，好奇心驱使着他，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周恩来背着大伯，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闯进了租界。嘿！这一带果真和别处大不相同：一条条街道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行走的大多是黄头发、白皮肤、大鼻子的外国人和耀武扬威的巡警。
正当周恩来和同学左顾右盼时，忽然发现巡警局门前围着一群人，正大声吵嚷着什么。他们急忙奔了过去，只见人群中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哭诉着什么，一个大个子洋人则得意扬扬地站在一旁。一问才知道，这个妇女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她原指望中国的巡警局能给她撑腰，惩处这个洋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了一通。围观的中国人都紧握着拳头。但是，在外国租界地里，谁又敢怎么样呢？只能劝劝那个不幸的妇女。这时周恩来才真正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
从租界地回来以后，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么。直到在一次修身课上，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才解开了这个谜。
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吃饭而读书”……
周恩来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抢着发言。魏校长注意到了，打手势让大家静下来，点名让他回答。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的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有如此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哈哈哈！”
看了这句名言的形成过程，我们不仅觉得少年恩来抱负远大，更感到其心其性可爱，因为他的豪言是建立在情感背景之上的，他的话不是口号，而是心声。
写作要追求立意高远，这是没错的，但是这高远的立意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作为背景和支撑，就成了空话、大话，甚至有假话的嫌疑，这样的文章谁愿意读？不能抓住读者的文字，如何达到写文章的目的？因此在写作和写作教学中，不能把“造神”作为主要追求，更要关注文章如何“走心”，即把文章的“意”与“境”结合起来。
所谓“意境”，我是这样理解的：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分开来讲，意即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主题），境即诗文中具体的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承载主题的事件、情境）。比较两首写雪的小诗可以看出“境同意异”：“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比较两首表达人生哲理的小诗可以看出“境异意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从众多的作文教学案例和学生习作来看，不是作文立意不够高远，而是情景描写不够感人。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事件摆到人面前，首先引起的是情感反应，然后才是理智介入。写作应该遵循人对事件反应的基本规律，即先动之以情，然后再晓之以理。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文章作者都是把高尚的情操融合于具体的情感体验之中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文学理论中认为，“意”和“境”要般配才能形成美好的意境，如果二者过于偏颇，则不是好的文章，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至于如何处理“境”和“意”的关系，我在许多探索写作的文字里讨论过，比较集中的有《写作的有“我”之境》和《写作的出“我”之境》，这里不再多说。
现在来解决开头提出的两个案例。
陈武老师所说的“与读者交流的心态”，正是要求写作者把“自己”交给读者——我有这样的观察、这样的体验，您是怎么看的？有了这样的写作意识，读者自然就会走进你的文字，与你一起体验和思考。这应该属于创作心理学、审美心理学范畴的问题。
对《李时珍夜宿古寺》中“苦”的理解，应该辩证地看到李时珍承受“苦”的同时必然有以为“乐”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什么？老师应该带着学生通过文字、推想和想象走进这种特别的体验，让学生看到一个有生命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感受、思考真实的生活。将来学生写作时才能知道从何处落笔、到哪里收势。这是阅读中对学生完形心理的训练。
没有语境就没有写作和阅读，读写结合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夫，写与读的心理、思维、赋形方式的打通，才能逐步将情景性知识转化为背景性知识。
2015.1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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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4 00:5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