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逻辑-我的逻辑

——在刘亮程的散文里看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

哦，天哪！

    陆焉识解放前是上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留美博士，精通四国或者六国语言。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让陆焉识娶了她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死刑，因妻子的搭救改判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婉喻去世后，他在家庭重重矛盾中留书出走，决定回到服刑的大荒草漠，去寻找能够容纳他的生活空间。

    我是借助手机读完《陆犯焉识》的。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小说时，只说写得好，好在哪里并没有说。读完以后朋友问：如何？我说：好！

    好在哪里呢？那种时空上的大跨度叙事是思维上的灵动与缜密，那种社会风云对人物命运的改变是主题上的开阔与深邃，那种人物形象的典型与饱满是创作上的成熟与造诣……这些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也是许多小说家都已经达到的艺术境界。什么才是严歌苓小说的“好”呢？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逻辑里，这个逻辑对于时代与个人都是合理的。问题出在，个人与时代、个人与他人的逻辑是否一致。

    婚姻的逻辑。

    解放前，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便是在上海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时代的逻辑，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理”走到哪里都讲得通。所以，陆焉识的继母冯仪芳把侄女冯婉喻指配给陆焉识，是合情合理的。作为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陆焉识追求自由的生活、自主的婚姻，在现代文明已然萌芽的上海，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不管冯婉喻好还是不好，他都要加以拒斥，加以反抗，于是出现了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与意大利女孩子望达的一段经历；甚至归国以后，因为中日战争造成撤退时，和重庆女子韩念痕的一段感情经历，都是由此而生。

    刘亮程在散文《我改变的事物》中说：“我赶开一头正在交配的黑公羊，让一头急得乱跳的白公羊爬上去，这对我只是个小动作，举手之劳，羊的未来却截然不同了，本该下黑羊羔的这只母羊，因此只能下只白羊羔了。黑公羊肯定会恨我的，我不在乎。”在情感问题上，许多人感慨“造化弄人”，如果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那自然是造化的事情。可是在陆焉识的感情经历中，“造化”倒在其次，是冯仪芳的生活逻辑介入了他和婉喻的逻辑之中，成了推理的大前提。

    对别人生活逻辑实施干扰的人可能起于一时的兴致，而给对方造成的影响则可能是永恒的，偶然与必然，就这样奋力地对抗着又有机地统一着。沿着陆焉识的婚姻被干扰的逻辑顺序，我可以反向推演下去：如果不是婚姻逻辑的干扰，陆焉识会不会不去美国留学？如果不去，那么他就不会在解放后成为“反革命”或者“特务”，就不会成为无期犯“老几”，就不会……那么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政治的逻辑。

    但是他确实成了死刑犯，然后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变成无期犯，承受了二十年的劳教。在西北大荒草漠，他经历了肉体的改造、语言的改造、思维方式的改造，也经历了感情世界的改造。面对那些犯人的苦难，我们不能不讶异管教干部们的残酷。但是这能怪他们吗？按照他们的逻辑，这些“罪大恶极”的重刑犯，难道不应该承担自己犯下的罪行吗？任何对当下生活的反抗都是对时代的抗拒，对改造的不满。时代和政治的逻辑力量，正是通过他们来体现的啊。当然，其中也有人性的成分，像杀人犯梁葫芦、管教干部“邓指”，然而没有人能改变时代逻辑的演绎方向。——在管教干部眼里，甚至在犯人们的眼里，这些人根本就算不上“人”。

    刘亮程在《逃跑的马》一文中说：“别以为一匹马在你胯下奔跑了多少年，这马就是你的。在马眼里，你不过是被它驮运的一件东西。或许马早把你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器官，高高地安置在马背上，替它看路，拉缰绳，有时下来给它喂草、梳毛、修理蹄子。”如果彼此把对方当作活生生的人，那些恶毒的念头怎么能够产生、毒辣的手段如何能够下手？我们常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刘亮程笔下的狗、驴、马、羊、老鼠、小虫们从来不搞政治。

    “非人观”是生活中经常运行的一条逻辑，比如公交车里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人，如果你真把皮肉相贴的人当作人，情何以堪。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破口大骂时，他的心里一定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听不懂人话的物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挥拳动刀时，对方便成了一只沙袋或者该死的畜牲。也许我们从来不曾意识到“非人观”的存在，却能把它运用得炉火纯青。在陆焉识的改造过程中，他是番号2868、1564、278，是老几，被称作“老陆”会让他温暖很久，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很少，多数情况下他是“非人”。与“非人观”相对的，应该是“泛灵论”，即“万物有灵”，世间一切都应该得到关照和尊重。刘亮程用人的眼睛去看物界，严歌苓用人的眼睛去看“非人”。

    情感的逻辑。

    陆焉识曾两度背叛自己的婚姻，但是他没有罪错感，理由是他不爱婉喻，那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婚姻。那么，他是不是爱那两个女人呢？他没有直面这个问题。那两个人从他的心头掠过时，他对此唯一的不安是没有因此向婉喻道歉。好在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却也睡不着的黑暗，他在这些时间里对婉喻进行了细节性地思索，这一思索让他大吃一惊，他对婉喻的感情竟由最初的同情变成了刻骨的思念。他要为这迟到的爱的觉醒做些什么，于是从劳教的荒漠逃跑，逃到上海又为爱而放弃相见，为爱而自首、而请求离婚。

    婉喻对陆焉识自始至终是一往情深的，她膜拜他，并愿意付出一生的艰辛。她也有过背叛。当陆焉识被加刑到死刑时，她屈从于一个当权者，但是她想着的是丈夫，她要用自己的屈辱换他的命。焉识释放后，她已经老得失忆了，不论焉识做出多大的努力，她也无法认出自己一直守候的那个人。她知道这个男人对她好，但不论好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涉及婚姻，她只把这个焉识当作陪她等候那个焉识的知音，一直到死。这些是是非非，让人感慨万千。

    他们的儿女对父亲总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因为他虽然是父亲、是才华横溢的博士，却终究是一个囚犯，而且是政治犯。在那样的年代，他们以此为耻辱、为恐慌，宁愿从来没有这样的父亲，更拒绝与他相认。不好理解吧？但真的能理解，面对生存问题，人性总是脆弱的，更何况谁知道那样的生存环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的逻辑去理解人生的逻辑，或者说不能把时代的错误让个体来扛。不好理解的是陆焉识释放回来以后，孩子们的不接纳态度，说心有余悸总是有些牵强，那么，只能归结为社会风波对人格的扭曲了。如果说焉识被捕、判刑受的是外伤，那么子女对他的拒绝则是内伤了。他通过思念和牺牲可以对抗外伤，妻子已逝，这内伤他已无药可医，最后只好带着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他认为“到处都是自由”的当年改造他的荒漠草地。

    这也是小说的结尾。看到这里，心里淤积得透不过气来。“错、错、错！”“莫、莫、莫！”这样的呼号该对谁喊呢？谁都没有错，都在社会的逻辑里，都在自己的逻辑里，却硬生生地制造了陆焉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感情是最没有逻辑的东西，所以谁也框不住别人的感情。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说：“树上在落叶子，我出门时，一些树叶落在母亲扫过的地方。”母亲似乎永远都在打扫落叶，一天天、一年年，她希望有一个干净而温暖的家，迎接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那些落叶，是她的岁月，也是她的心绪。时间是一棵茂盛的大树，它的叶子太多了，她经常忘记哪一片院子已经扫过，哪一片院子还没扫。——也许遗忘才是最彻底的逻辑吧，所以她以为所有落了叶子的地都还没扫。但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扫干净的。她就这样满怀希望地扫，偶尔绽出一个孤寂的微笑。

    走过母亲小院子的人，都觉得母亲不可思议。

                                                 2014.1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