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见到驼子大哥是在暮秋的一个傍晚。
当时我带孩子去海边玩儿，天已经有些冷了，但海边依然人声如潮。外地的游客在忙着拍照，站在沙滩上，被拍的人脸上映着晚霞，在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的人弓着腰，在等待远处的一排浪头滚过来，然后“咔嚓”，吔！本地人有的在随意地散步，有的在放风筝；更多的在海滨大道边上摆出一溜小摊儿做生意，卖各种小吃、贝雕和荧光棒等小玩意儿。
驼子大哥就夹杂在那些小贩中间，吃力地喊着：玉米棒玉米棒啊，刚出锅的玉米棒啊，一块五一个，五块钱四个！我一下就听出了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些闷，像趴在一只小口罈子上，喊大声就有些嗡嗡的回音。顺着声音找过去，我终于看到他的背影了，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像一只煮熟的大虾，吃力地提着一篮子玉米棒到处寻找买主。
驼背是他的特征，他有个外号就叫宁驼子。原来他和我家是邻居，和我哥哥是一个学校的。据老人们讲，驼子大哥小时候长得很聪明，见人就笑，很讨大人们喜欢。可是，七八岁的时候爹落海死了，娘不肯再嫁人，日子就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
有一天，他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一分钱，这让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十个糖豆或者一盒火柴呢。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一分钱是应该交给老师的，不是有一首歌儿嘛，“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的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可是他实在有些舍不得，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啊。他还小，没长心眼儿，向小伙伴炫耀了一通，然后就汗津津地把这一分钱攥在手心儿里。上劳动课的时候，他正在卖力地搬砖头，老师来找他，说你捡到钱怎么不交公呢，这是什么品质！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可能犯了错误，慌慌张张地想把钱交给老师，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枚小小的硬币了。老师带着同学把他走过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最后当着同学的面，把他身上的破衣服像捉虱子一样捏了一遍，还是没有。
宁海洋捡到钱不交给老师，自己藏起来了！这个消息像一阵龙卷风，一瞬间传遍了校园。有人还专门跑来问他：宁海洋，你捡到钱了？捡了。交公了吗？丢了。丢了？怕是藏起来了吧？反革命！真丢了！谁信！……许多人围着他吵吵嚷嚷，有要给他挂牌子的，有向他丢砖块的。还是老师来给他解了围：去去去，宁海洋是个老实同学，他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忘了，让他好好想想，找到了明天再交公。
他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松开那只汗津津的小手的了。现在，他宁愿没有捡到那一分钱。回到家，他向妈妈说：妈，给我一分钱。妈说家里没钱，你要钱干嘛？他把捡到钱又弄丢的事情讲了，说交不上钱明天我不敢去上学。妈妈说明天我带你去上学，我跟老师说。第二天妈妈带他去见老师，说我们家海洋是个老实孩子，不会说谎的，他真的把钱弄丢了。老师说没事的没事的。可是同学们不饶他，天天跟在他后面喊他反革命；六一宣布红小兵名单的时候也没有他。看着小伙伴戴着红领巾趾高气扬的样子，宁海洋头低了下去。
他想，我一定要把这一分钱还上，也戴上红领巾。于是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他总是低着头，目不旁视，直勾勾地盯着路面，邻居大叔大婶和他打招呼，他要愣半天才唔一声。他希望能再捡到一分钱，这次一定捡到就交给老师。他没有再捡到一分钱，背却再也没直起来过。
推荐上中学的时候，名单里没有他。老师说他智力有问题，整天傻愣愣的，成绩也实在太差了。同学说他不团结同学，没有集体观念，见到谁都不说话，干什么都是一个人。
没学上，他只好呆在家里，呆烦了，就一个人背个破麻袋到铁路边去捡掉下的散煤。好不容易长到了十八岁，可以参加招工了，可是好单位谁要一个驼子呢，最后只好到码头上去扛大包。
后来我家搬走了。那是我疯耍的年龄，偶尔会在护城河边遇到他，我会喊他：驼子大哥！他侧过头看看我，灰黑的脸上露出些僵硬的笑，说：放学啦？快回家，婶儿会担心。听我妈说他快三十才成家，找的是个瘫女人。我考上大学以后就再没见过他。
我牵着孩子的手挤过去，他头也不抬，闷闷地问：要几个？我说要两个。给他五块钱，说别找了。他侧过头看看我，说那不行，一分钱一分货，怎么能白要你的钱！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我了，对着我的孩子笑笑，说：要好好读书哦，要不就得像驼子爷爷一样卖玉米棒……我的孩子应该叫他伯伯才对，看来他已经有了孙子，当爷爷当习惯了。我没有叫他，怕他难堪或者难过——他还记得当年捡到的那一分钱吗？
太阳已经落山了，海面上涌过来一团灰蒙蒙的潮汽，让人感到透骨的凉。我带着孩子从海边走上来，路灯已经全亮了，海滨大道上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在一棵银杏树下，还站着驼子大哥大虾一样的身影。孩子也看见了，对我说：爸，驼子爷爷刚才是给我三个玉米棒，我们应该再送一块五毛钱给他才对——他怪可怜的。我愣了一下，拉着孩子向银杏树跑去，叉着嗓门儿喊：驼子大哥！
200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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