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虽然他可以在小小的笔杆上刻下整篇的《岳阳楼记》，但今天想起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微雕技艺，而是他奇特的生活经历。
我们把他请进学校，每个人都把钢笔拿来给他刻字，一行小字也不过两角钱——那时的钱还值钱，我们一个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元。
老人很健谈，一边刻一边和我们说话，眼睛也不要看，不到两分钟就刻好了，用一种彩色颜料涂上去，再用粗糙的拇指搓搓，就成了。字刻得很清秀，或行或草或隶，布局非常美观，只要你提出要求，就能做到。我刻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句话：“灵感，这是一位不肯光顾懒汉的客人！”有的人故意说不知道刻什么好，老人就问他平时喜欢做什么，对人生有什么理解，将来的愿望是什么，然后一句精彩的名言就出来了，那钢笔好像就成了一件艺术品，让人喜欢。
一位老教师看得出神，问：一支笔杆你能刻多少字？老人愣了一下，说从来没有人把笔刻满过，那很难看。老教师说《岳阳楼记》你能刻上去吗？他沉默了几分钟说：可以。不过要很长时间。老教师有点不信，说：刻吧，我会按字给你钱。老人说等一下，我去和老伴儿说一声，时间长她会着急的。我们说，你刻吧，我们去给你照顾老人家。老人摇摇头说：不行，我必须亲自去。
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低下头开始刻字。连标点452字，刻到一支小小的钢笔杆上，真是有点让人为难。老人不再若无其事，刻字是不要看的，眼睛却要时不时地观察一下行距。
办公室里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比老人还要紧张。老人一边刻字一边和我们聊起来。
他是河北沧州人，退休教师，曾经做过一所初级中学的副校长。家里有三个儿子，都读完大学分到城里工作了。为了给三个儿子成家，他和老伴儿把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
“孩子在城里立住脚不容易啊！我一辈子拼死拼活，就是没能跳出那块贫瘠的土地——老伴儿是农村的啊，我带不走她，更丢不下她……”
老人的眼神儿有点飘忽，是不是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年轻岁月？在前途和情感的天平上一定有过艰苦的斗争和艰难的选择吧？是不是也曾尝试给妻子办过“农转非”？是不是也曾提着用两三个月工资买来的烟酒躲在某位领导家的小巷口最终没有勇气走进那个大门？是不是也曾向某位领导敬烟人家说不会抽没多久又拿出他只听说过名字的好烟抽起来？……我无法知道他的年轻时代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是一部被尘封到他记忆深处的大书，但是我能推测出他痛苦的心理历程——至今他还守着自己的妻子，他的儿子们也都进了城。
“孩子忙完了，我们也老了。前年老伴儿得了老年气管炎，大儿子家的孩子不要她带，二儿子家的孩子也不要她带。三儿子说他媳妇刚怀孕，听不得咳嗽声……我退休了，她被开除了！……我说你不要难过，我带你去走天涯，一辈子没好好陪你，以后天天陪你。我买了一辆平板车，置上棚架子，一路拉着她往温暖的地方走——她为我拉扯了三个孩子，我就拉着她吧。”
老人拉着老伴儿，凭着年轻时无意中学会的刻字手艺，一路走来，出河北，过山东，来到江苏地面儿上，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到一处，他首先找的就是学校，做生意是一方面，他说一辈子搞教育，看到学校亲切。两年多，如果他每天生意都还不错的话，刻下的人生格言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了吧？过着浪迹天涯的日子，守着体弱多病的妻子，写着励志劝善的文字，我说不清汇聚在老人身上的是生活的悖论，还是精神的平衡。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老人完成了他的工作。笔杆上落满了芝麻粒大的行体小字，仔细看去笔锋清晰，布局错落有致，还在结尾刻了几笔写意的山水。大家赞叹不已。那位老教师掏出二十元钱塞给老人，老人推谢着，说：太多了太多了，我退休前的工资才五十七块五，给五块钱就行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们到食堂打来饭菜和两位老人一起吃。那位大妈吃得眼泪婆娑，看到我们她一定想她的儿子，想她的孙子了。
饭后，老人又给我们每个人的钢笔上加了一株兰草，题了他的名字——兰梦远。题完笑呵呵地说：一般我是不落款的，你们款待了我，我只能送你们一株兰草。也许有一天，你们的钢笔会有文物价值呢！
我们问他准备走到什么时候回家，他说：有吃有住有老伴儿，那架子车就是我的家。说得很开朗，但谁都能感觉到那朗朗的笑声里的悲怆——唉，这是一对迷失了家门的老人。尤天晨在《为母爱打开心窗》里说：“有时，母爱像个迷路的孩子，而使它找不到家门的，常常因为我们这些儿女的粗心大意。”粗心大意？那可真是太大意了，大意到忘了自己是谁生是谁养，大意到忘了问问自己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老人拉起他的板车又踏上了没有目的地、可能也没有归途的征程，去完成他毕生最大的心愿。我们，只能祝他们一路好走。
二十年过去了，我那支笔还在，我用它写过数不清的教案、计划、总结、经验介绍，还有一些或喜或悲的文字，直到它成为一支秃笔。那两位老人呢？我不敢多想，又不能不想，对于小镇来说他们只是匆匆过客，可是谁又不是过客呢？今天，老人的故事不是还一样在不停地上演吗？
（待续）
20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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