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电脑枯坐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心里乱得很，找不出头绪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但是不说出来又实在憋闷。我知道，枯坐是没有用的，心底被搅动起来的泡沫必须吐出来，才可以开始我后面的工作。
没有头绪，又一定要说，那就不加修饰，直接陈述吧，或许这是今天晚上唯一能做的事了。
经历了很长时间，我在思考我的人生定位，这种思索是痛苦的，它要对以往的心态进行梳理，还要对今后的做人方式进行规划。这个过程，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态度进行扬弃，保留的自然令人欣喜，而否定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这种自我解剖的手术刀不是人人都能拿得起来的。我曾经很钦佩地谈论鲁迅、巴金等前辈对自己的严肃审视，认为他们真是了不起的人，活得清醒而执着。现在要对自己进行剖析，才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像我们分析一部作品中的人物那么分明，也不像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冷静——这里包含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包含着复杂的个人生活逻辑。是的，我在理解别人一些背理的行为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现成的道德准绳，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来行事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按照我们的逻辑行事，所以我们对他的所做所为只能采取宽容的态度。于是我宣布，我要与自然和解、与社会和解、与一切伤害行为和解。我努力去做了，我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似乎也求得了心理上的平衡。
然而正当我为自己的进步而窃喜、对自己的生活态度进行宣扬的时候，却又被一些逆流所困扰。单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大主流思想儒、道来说吧，我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更偏向哪一家：我喜欢儒家的“仁”，包括“仁政”，但是我做不到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积极态度；我喜欢道家的顺其自然、通达理解，却又无法践行那种万物齐一、无为而治。就拿最近看的两部老片子来说吧：茅盾的《子夜》里吴荪甫积极创办民族工业的态度让人大声叫好，但是他对工人的盘剥又让人无法忍受；按我想通的做人法则，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逻辑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说三道四了呢？再说巴金的《家》里大哥觉新是一个忍让型的人物，他曾痛苦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可是我的位置、我的责任不允许啊！一个年轻英俊的书生，就这样被所谓的道德与自己的良知折磨着、绞杀着，眼看着一个一个善良的女性在自己的面前被迫害而死，其中就有自己的妻子，最后几近崩溃。整个作品中，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无奈，每一句话都让人为之流泪，我们是不是还要让他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加以宽容呢？是不是还要对那些害人的现象无所作为呢？
这几天上课，白天要讲孔孟之道，晚上要带着学生去看那些被封建礼教残害的人的故事。我不知道学生是否发现了其中的矛盾，我却被这些思想和情感折磨着，直至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我不能不说，我一段时间思索的结果是一种“温和主义”，其中有很多成分是是非不分、或者是故意抹杀是非界线，说到底，就相当于庄子回答他的学生的那句话：我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是啊，大雁因为不会鸣叫、不成才而被杀死，大树因为已经成材而被砍伐，人应该怎么办？庄子选择了回避，硬是从一张薄纸中间找到了第三条路——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一句多么轻松的话，一句多么机智的话，却是不负责任的，差不多就是“我要做那种既对又不对的事”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更喜欢道家学说的，可是一想到“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回避矛盾的论述，就有些怕了。难度太大！
低调，甘心做个边缘人，是我一贯的追求。我做得到心如止水，可是我却做不到袖手旁观，做不到汪曾祺文章中说到的老北京人那种“睡不着眯着”的超然物外，常常抱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混乱，只能说明我还混沌着、晕乎着，说穿了就是还很浅薄，我为此感到羞愧。
200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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