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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孩子都期盼着过春节，只有过春节才能穿新衣，才能吃一顿大肉。我却是一个例外，从七岁那年，我就害怕过春节了。

我七岁那年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一，几乎成了父亲法定的醉酒日，母亲也在这一天要大哭大闹一场，而我和姐姐就要在恐惧里度过艰难的一天。

快乐只属于别的孩子，我没有。我们家里鸡飞狗跳的景象，倒是给那些喜气洋洋的孩子们，又增添了些许快乐，他们常常追随在醉酒的父亲身后，快乐地嬉闹着，最后拥挤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听父亲的醉话，听母亲拖着唱腔的哭泣。

我是没有办法把孩子们赶出院子，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院子似乎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它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随便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他们甚至走进我们屋子里喝水，或者东瞅瞅西看看的。

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

当然，在父亲醉酒之外，还有让我更恐惧的事情，那就是请人吃饭，被请的人主要是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里的会计，他们控制着我们家里的粮食。我们家里过年预备的最好的鱼肉，都跑到这些人肚子里了。

那是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家里只有母亲去生产队里劳动，母亲的工分只能挣出她自己的口粮，按照规定，父亲每年要向生产队上交一百多元钱，给我和姐姐买口粮。那时父亲已经吃皇粮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的工资，扣去他自己每月要交的八元钱生活费，剩下的这些钱仅能维持我们家庭的基本消费。

不给生产队交钱，他们随时都可以停发我们的口粮。那一年麦收后，生产队在打麦场上分麦子，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先排着队去。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母亲只是为了躲避一些尴尬的场面，就把我派出去了，家里的这种尴尬的事情，大都有我去支撑着。在母亲眼里，我是个男孩子，受人嘲笑几句，或者给一些冷脸，没有多少难堪的。但是母亲错了，母亲不知道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不知道别人的那些冷讽热嘲给我的成长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障碍，如果她明白，她肯定不会把我推出去的。

我拎着一条口袋，随着熙攘的人流去了打麦场。六月末的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脱了壳的麦粒，照着山一样堆起来的麦秸草，照着男男女女黑黝黝的脸膛。

男男女女们都在一架大磅秤前排起了长队，略显疲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神色，目光投向了生产队长。麦场的边缘处，有几头牛卧着，尾巴不停地卷曲在身上轰赶着苍蝇，阳光闹哄哄地围在牛们身边，把牛们晒得困倦懒散。

不知谁家的狗跑进了麦场，跟在几个绕着打麦场疯跑疯叫的孩子身后，欢欢地跃动身子，竟从麦堆边跑过去。看麦场的瘸子爷就对着那条狗猛吼一声，一瘸一拐地把狗赶出了场地。

队长披着一件白色褂子，围着金灿灿的麦堆转悠着，会计已经把算盘放在了磅秤的横梁上，但是队长还绕着麦堆思量着。今年天旱，麦子减了收成，队长的脸色有些阴暗，长长的一队男女很关切地盯住他的脸色，仿佛要从上面读出一些文字。

队长把手插进了麦堆里搅动几下，麦堆表层的一些麦子像山体滑坡似地滑下来。队长搅动麦堆的时候，麦堆散发出新麦的清香，由于太阳的烘烤，麦子的清香中夹杂着温热的潮气，弥漫了整个打麦场。队长的手从麦堆里拔出来，将手里捏着的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咀嚼着，片刻就有白色的液汁从他的嘴角溢出。

队长终于看着会计说，每人六十斤吧。

会计立即把算盘拿起来，习惯地摇动几下，算盘珠子在寂静的阳光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把磅秤前面的长队搅乱了，队伍里的男女开始推推搡搡的，都抻了脖子朝会计看去。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算盘珠子的声音，仍禁不住心头一颤一颤的。

队伍朝前挪动，我前面一个女人硕大的臀，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热热闹闹的情形。我不安分地朝前探着身子，大概碰到了女人硕大的臀，那女人扭回头挖了我一眼。

前面的长队缓慢地移动，一节一节地缩短着，我终于站到了排头，把自己的口袋放到了磅秤上。这时候，会计抬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就拉长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虚虚的，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把我放在磅秤上的口袋踢飞了。

队长说，不交钱，吃屎吧！

会计又低下了头说，下一个。

后面的人快速地挤上来，粗手粗脚地把我拨拉到一边。

我拎起踢飞的口袋站在队伍外，傻了似地看着金灿灿的麦堆，在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声中，一节节地缩矮。分到了麦子的男人女人们，把鼓鼓的口袋绑到独轮车子上，各自回家，打麦场上的人终于走光了。

太阳下空旷的打麦场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空气里留下的麦香。我的腿像生了根一样扎在那里，嗅着甜润的麦香，似乎永远不想动弹了。

看守麦场的瘸子爷用扫帚清理着麦场，清理到我身边的时候，抬眼看着我说，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用力拔了一下自己的腿，沿着路边慢慢地走回家。晌午的阳光那么热烈，而我的心却是凄凉的。

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