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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6 22: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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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旅游文化 |
分类： 原创散文 |
文人的足迹
中国的旅游文学大约是伴随着汉字的创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最早的文字发端于殷商中后期及西周，称之为“甲骨文”，这是刻在龟甲或者牛胛骨上的一种文字。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记录占卜、祭祀及重大活动的历史事件。在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的经典读本《诗经》里，有多首诗是描写与旅游有关的诗句，譬如开篇之作“关雎”，不就是英俊潇洒的周王与秀丽文静的少女不期而遇的传说嘛！而这样的一日游抑或城郊游，在《诗经》里比比皆是。
我以为，《诗经》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诸多诗篇，标志着中国旅游文学的萌芽初现。欣喜的是，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有许多的文化人都是自觉地参与其中，佳作不断。
战国、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亦有为数不少的旅游文学流传于世。譬如曹操的《观沧海》，诗意盎然，大气磅礴。南北朝的文人们足履遍及青山绿水，面对大自然吟诵高歌，拓展了诗境，这些以大自然景色为描摹对象的山水诗文，富丽精工，新意别出，成为中国旅游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其中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语言精雕细刻而出于自然，写薄暮景色且观察入微，俨然就是一篇清丽简短的山水游记。他的旅游诗体的横空出世，使得同时代的文人鲍照、谢朓、吴均、陶宏景、郦道元等跟风吟唱，佳作不断，其中以郦道元的《水经注》影响甚广，这部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一书做注的古代地理科学著作，别开生面，且以华丽的文学语言来叙事、写景、抒情，当为描写山川景物上的大手笔。尤其是《江水注》中的“巫峡”一节，写尽了巫峡两岸高峻之山势巍峨，夏日奔流之滔滔江水，以及峡谷之中四季景色变幻莫测，隽永传神，猛气纵横，堪称神来之笔，成为千古流传诵的名篇。在魏晋风骨爽朗刚健之猎猎旗帜下，有那么多身份各异的诗人文学家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对于旅游文学而言，这就相当于鸾凤和鸣，渐入佳境了。
隋唐五代是中国文学鼎盛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在唐朝繁荣鼎盛的诗坛中，也涌现了一批寄情山水、描摹自然、恣情风物的山水诗篇，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怀慕隐逸，历历如画，雄奇壮阔，细致入微；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欣、王之涣、崔颢等人的边塞诗派，雄厚深广，悲壮淋漓，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和谐婉转。在唐代诗峰崔巍、大家林立的盛景之下，当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成就最高，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忧国忧民，兼善天下，沉郁顿挫，天才绝伦。白居易志在兼济，为民请命，感事动情，神奇莫测。这些名播天下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中不乏有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极富感染力。正是这样通俗易懂、耳目能详的佳句，宛如秀木成林，根深叶茂，端的成为唐代旅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晚唐的散文创作亦是达到前所未有、空前繁荣的欣喜地步，其中的许多游记散文是在吸取前代文人行旅经验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创作的新时期，出现了韩愈、元结、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巨擎，文笔清新秀美，极富诗情画意。柳宗元借山水以抒幽愤，《永州八记》为其代表作，《钻鉧潭记》《至小丘西小潭记》等多篇出色的游记珍品，生动细致，精美异常，清莹透彻，锵鸣金石。他们扬弃了谢灵运等单纯勾勒山水景色的固有模式，开创了在游记中以景带情、写景抒情，融合为一，敢于表达作者犀利思想、鲜明个性的创作方法，使得自然景物同思想感情相互契合无间，其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与手法，且已达到雄奇恣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宋朝的天空弥漫着“重文轻武”的诡异云彩，散文游记和诗词纪游之风趋盛，文学家中多有游记作品相继问世。由于受到宋代官宦以古文为贵，策论盛行于世，文人笔下的不少游记出现了长于议论化的倾向，在写景抒情中渗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一番说理。欧阳修、苏轼等大家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抒人情，状物态”，从容委婉，摇曳生姿，深沉豪迈。他们追求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游记样式也有所创新，如《醉翁亭记》层次历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秋声赋》秋意盎然，变态百端。陆游首开先河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是其由故乡山阴前往巴蜀赴任途中之所见所闻，遂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描绘山
水胜迹，记述民情风俗，作考证，籽胸臆，评世事，语言洗练，结构整饬，状若满目青山层林尽染，是宋代游记文学的扛鼎之作。
由唐宋发展起来的旅游文学到了明清更臻成熟，艺术成就愈加突出。明末兴起的山水小品文别具一格，成为游记文学中新的品种，在当时的文坛中别开生面，独领风骚。它既继承唐宋游记的风骨，又承袭汉魏小品文的传统，写景抒情不刻意雕琢，借题发挥不故作张扬，行笔洗炼，言简意赅。明代产生的我国第一部以地理考察为内容的长篇游记——《徐霞客游记》，为“古今纪游第一”的大书。这是一部文人徒步田野调查的集大成之作，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明末清初还有一些散文家因回避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其游记之作多倾注于自然美景的描绘，尚有洗尘脱俗、清新流利之特色，当以钱谦益的游记独领风骚。乾嘉以后，文学领域中与之相适应的重义理和考据的“桐城派”散文风格，在游记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方苞、姚诵的一些游记可为一读。由于清朝政权稳定，皇帝及朝野显贵、士大夫阶层大多崇尚出行游乐，纪游散文甚多更胜于前代作者，且不乏像朱彝尊《游晋饲记》、袁枚《游黄龙山记》、龚自珍《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隽逸清新之佳作。此外，在清朝廷加强护卫边疆过程中，不少受派或被遣戍到西北、西南边疆省区的文武双全的博才之士，他们身体力行，在其足迹所到之处，悉心探究边疆史地，写出了不少文学色彩浓郁的长篇纪游作品。如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朱占科的《滇游记程》、陈鼎的《滇黔纪游》，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而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各种文学创作呈现勃勃生机，旅游文学更是在革新求上进，一大批代表着新思潮的文学大师及艺术家，他们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游踪履迹，创作了散文体、日记体的游记，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等游记专著，特别是何正璜的陕、甘、青游记，文笔清丽，洗练明快，无一不是记述祖国山水景物、风土人情和介绍域外风物的上乘之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古迹名胜，逐步对外开放，与旅游事业有着不解之缘的旅游文学也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博客、微博和微信的开启，使得个性化的游记写作成为常态，以至于海量的各类题材的散文游记和小品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谓是满目青山，郁郁葱葱。
文学无国界，旅游文学更是开启旅人行程的指南针，并可先从文本中游览列国的风土人情。未知的遥远国度，异域的奇异风光，独特的人文习俗，成为旅游者向而往之的坐标。而对外国游人而言，华夏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依然无法与西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相比拟的，它不但是开启中华文明之门的钥匙，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书。
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有一种方法叫田野考察法，这是中国文学家早就自觉践行的一种十分重要且特别有效的方法，不论是司马迁写《史记》，还是郦道元做《水经注》都用此法征服过脚下的万里行程。他们的创作无不是在放脚四野考察之后，取得了令人赞慕的骄人成果。回顾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恰恰是从写作旅游散文开始的。1979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到故乡岐山，抽空去了一趟位于渭河南岸的五丈原，此时正值深秋，置身于特定的环境，我仿佛看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萧瑟秋风中的诸葛孔明黯然神伤，进退两难彷徨无助的样子。登时，一代尊师的形象活泼泼的浮现在眼前，返回兰州后写了一篇《三国故址——五丈原》发表在《兰州晚报》上。
随着人生阅历及旅途的拓展，我在记述旅途见闻中借景抒情，寓物言志，撰写旅游散文几乎成了每到一地必需完成的作业。去年的黔西南之行，我站在万峰林下，对徐霞客“磅礴数万里，为西南奇胜”这一结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几十年来创作的《锦城竹青青》《乐山行》《狮身人面像记》《周原的秋天》《黄河风情线记》《水车博览园记》等几十篇散文游记，获得了广泛地好评，多次获奖并被转载收录到多种书刊中。我的陇原笔记系列《陇之马》《陇之羊》《陇之驴》《陇之面》里的纪游素材，在创作长篇小说《金城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此书被评论家誉为“甘肃及兰州文化的百科全书”，而多年来创作的旅游散文亦为我的其它文学作品增色不少。再譬如，三年来为了创作新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周原》，我的足迹已经遍布了陕西、甘肃和宁夏的许多地方，多次前往考察姜太公钓鱼台、丰镐遗址和庆阳宁县等，辛苦和花费自不待言。为了探访当年禅让王位给王季的两位兄长泰伯与仲雍，我曾千里迢迢去无锡梅里村寻根，并在马年盛夏到河南安阳、鹤壁和新乡，考察殷墟故里、羑里、朝歌和牧野之战的遗址。
毋庸置言。恰恰由于我的亲身而为，深深地感悟到了书中描写的地域环境及人文特征，是多么期待作者深入其中，温故知新。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天空的诗人，也需要脚踏大地的智者。有趣的是，老天爷偏偏安置了这么一群人，他们好高骛远，志向豪华，心永远在诗意的旅途上飞翔；他们仰望星空，俯瞰大地，身心体味参透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他们情感细腻，阅历丰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化作笔底的涓涓细流。
文人的足迹之下，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坚忍不拔与不辞辛苦。每一次地漫漫旅途，何尝不是诗意盎然的远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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