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的起源探寻

                            李薇

    在中国画的几大创作题材中，尤其是花鸟画中以动物形象作为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来表达人的希望、幻想和各种感情的一种绘画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花鸟画在追摹自然真实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它给人们唤起的强烈的感情色彩。花鸟画描绘的题材很宽泛，凡动物均可入画，但主要对象为人们常见的家禽，家畜和动物园中的各种动物。花鸟画不要求惟妙惟肖，允许夸张与变形，但要有个性，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生活美的联想。


    在中国绘画里，最早的描绘题材就是花鸟。笔者长期关注、收藏、研究岩画和彩陶，在一万多年前的岩画和四五千年前的彩陶上，已经能看见比较成熟的花鸟画了。
    动物能成为绘画的表现主题，显然是与原始先民主要是狩猎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原始人在与飞禽走兽的长期接触中，使他们对动物的某些特殊机能，产生了仰慕和崇敬，并幻想自己也能具有鸟兽的特异功能，甚至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都附会到它们身上，并认为人与动物可以易形。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使他们把自己与飞禽走兽等动物联系起来。

     《诗经·商颂》中就有“天命玄鸟，降以生商”的记载。基于这种朴素的原始宗教观，原始人描绘了大量以飞禽走兽等为题材的花鸟形象。虽然人们描绘它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而主要是出于宗教和记事，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描绘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人们对动植物的了解和对绘画规律的认识。

    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借助于旌幡帛画、染织图案、漆器壁画、玉石雕刻、青铜铭纹不断反复地被描绘，至西周、春秋时期，某些特定的动物形象已具有了文字符号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为“官称”、“爵位”、“冠冕车服之饰”，直至今天，一些动物，如喜鹊、乌鸦、白头、仙鹤、鲤鱼等动物还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中国画中凡是表现花鸟题材的，基本上可分为走兽、翎毛、鳞甲和草虫等几大类，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与发展中，它们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技法程式。由于表现形式的差异，写意花鸟和工笔花鸟在形体结构和个体细节的表现上各不相同，工笔花鸟要求结构准确，形象生动，刻画深入，而写意花鸟无法也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它只要求在造型上表“意”，在形式上写“情”。

 

     写意花鸟画的造型一要重整体，二要抓特征，三要传精神。画写意花鸟首先应从对象的整体形象出发，用简洁的笔触表现出高度概括的形象。但是仅仅表现出洗练的形象还不能描绘出具体对象的生动性，因此还必须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加以表现，有时为了特出个性，还要有意强化个体特征，这样才能描绘出特定动物的特定形象。画写意花鸟最重要的还是“传神”，固然，活泼的造型和生动的形象是传神的基础，但是“点睛”是传神的关键。传统中国画对“点睛”特别重视，早在东晋时期的顾恺之就提出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眼睛）中”，宋人为了表现眼睛的亮度和光泽，用生漆点睛，八大山人为了表现鸟鄙夷和傲视的神态，加大眼眶的面积，将眼球点在眼眶的一隅。画动物点睛，要根据不同花鸟的特征，用简练的笔触，干净利落地点画。

    一般情况下，眼框宜大不宜小，眼球宜小不宜大，这样眼睛比较有神。写意动物在表现形式上要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使用不同的表现技巧。如画走兽，以丝毛戳檫为主；画翎毛，以点剁勾画为主；画鳞甲，以点画撇染为主；画草虫，以勾画点丝为主。虽然表现技法有所差异，但在笔墨要求上却是一致的，即要用洗练的笔触，变化的墨彩，润泽的水分表现对象。而在古代及现当代美术史上，许多以花鸟为创作题材的画家，如唐韩滉，曹霸，韩干，五代黄筌，宋赵佶、李公麟，明边文进、清八大、现当代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等，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