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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7 17: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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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偶遇
——莎乐美自传，在男人的世界里书写自己的历史
莎乐美这个名字很容易引起歧义，是《圣经》故事中的莎乐美，还是王尔德的《莎乐美》？都不是。我要写的，是跟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有关的那个莎乐美。她的全名是露·封·莎乐美，所以莎乐美其实是她的姓氏，露才是她的名字，就跟波伏娃是波伏娃的姓氏，而西蒙娜才是她的名字一样。
显然，是她们的优异，使她们得以以女性之身，直接以她们所属的家族姓氏而广被指称。她们不仅是她们所属的性别的骄傲，也是她们所属的那个姓氏的骄傲。
但我对于写莎乐美拖拉了很久，从去年7月份产生念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老实说，我对莎乐美有点隔，不像对波伏娃的共鸣那么深切。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一是莎乐美没有提出过鲜明的女性主义主张，二是莎乐美的创作不像波伏娃那么成绩突出并广为流传，我对她的作品没有多少直接的震动。
甚至，在我看到莎乐美的自传之前，她在我头脑中完全是另一副形象：美貌的富家女，聪明而又风流放荡，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通过与那些名男人的交往而扬名。
这是我用各种涉及她的文字和影像的片段组合起来的一个形象，虽然不能说就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但确实是一个难以引发人深刻尊重的形象。
所以，看莎乐美的自传，最初给我的震动是：同一个女人同样的人生经历，原来可以有如此不同的展示与解读方式！而我，当然更愿意相信和接受女性自己为自己书写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最大限度地摒除男权主义目光和意识对它的重组与扭曲。
“我一直在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偶遇’。”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与这位比我早出生100多年的女性，终于产生了共振与共鸣，也产生了情感上的秘密联结。如果找不到情感上的联结（即使这是自作多情），我缺乏下笔的动力。
偶遇什么呢？偶遇命运加诸自身的全部人生际遇。如果以性别角度去审视的话，女人的最大人生际遇就是男人，男人的最大人生际遇就是女人。所以，莎乐美的自传，换个通俗的标题几乎可以这样写：一个女人和六个男人的故事。
这真是一个回顾和审视人生的方便法门。我何妨也借用这个方便法门，来重新解读一下莎乐美的人生。
（一）与基洛特的初恋，明月高挂心空
当与她有过交集的男人们一个个相继离世，就像秋叶凋零回归大地和泥土，暮年的莎乐美站在黄昏的微光里，回顾着自己的一生，既是对她与他们相识一场的纪念，也是为自己写下一个足本的信史——在男人的世界里，一个女人如何活得无理任性自由，却又是那样认真端严庄重。
受童年与父兄相处模式的影响，莎乐美对男人的认同与亲近有着一贯的规律，如果男性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或温暖的心灵，就会唤起她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获得她的信任。
在童年向少女的过渡期，她突然间“失去了上帝”（这跟尼采何其相似），陷入青春期叛逆的痛苦和忧郁中，“就好像是第二次被投入到这个世界似的，跟现实发生了无法和解的冲突”，一种秘密而愤怒的情绪于内在冲撞。她违逆老父亲的意愿，退出了教会，与那些条条框框彻底决裂。这惊世骇俗的举动简直有辱门风。莎乐美迫切期待遇到一个能真正引领自己的人。
这个人，就在她17岁的那一年出现了，他就是基洛特牧师，是荷兰驻彼得堡的传教士，也是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有一天，17岁的莎乐美在涅瓦大街散步，无意中走到了彼得—保尔教堂的门口，听到了一个彷佛来自天国的声音。在基洛特牧师具有魔力的声音中，她预感到，她可以找到一条回归上帝的路。她在心里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的孤独终于有了尽头。”
莎乐美给基洛特写信，诉说自己的痛苦与迷茫，得到了基洛特的回信和约见。基洛特思想前卫，博览群书，他给莎乐美讲解哲学、历史、文学，给予她很大启发，也开拓了她的思维，激发了她的求知求真热情，有一次思考哲学问题时她竟然昏迷了过去。
有多少人在痛苦迷茫的青春期，曾饥渴万分地渴望一个精神的引领者。当我们回首人生的时候，尤其能够清晰地看到那种渴望的后面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引领者的出现，意义就在于将这种深藏的无序冲突的能量，引向一个建设性的方向。在青春期遇到这样的引领者的人，是万般幸运的。
在如饥似渴学习的过程中，莎乐美发现自己爱上了年龄可以充当自己父亲的基洛特。这是一种并非建立在情欲之上的爱情，它更类似神圣之爱。基洛特在莎乐美的心中就像是童年时代上帝的化身，她秘密地啜饮着这爱的琼浆，并在其中获得心灵的提升。
但是，当基洛特向她求婚，并向她的母亲表示要放弃自己的家庭而娶她时，他头顶上的光环突然消失了，她无法接受这份神圣的心灵之爱跌落进庸常的现实生活——婚姻。
基洛特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就像月亮，只能高挂在她心灵的天空，而不能被摘下来放进脸盆。
跟随基洛特的学习无法继续进行，莎乐美患上了忧郁症，母亲带她去苏黎世大学学习，希望让时间和距离来冲淡一切。
为了顺利出国，基洛特毫无芥蒂地为她提供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帮助。自此一别，他们再未相见，直到多年后莎乐美与安德烈亚斯结婚的时候，她又找到基洛特为作为他们的证婚人。莎乐美对基洛特所怀有的信任终生未变，神圣初恋的夭折也一直影响着她日后的情感选择。
在我看来，基洛特之于莎乐美的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在于启迪了她的爱情，而是为她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通常是属于男性的领地，是女性被禁入内的，无法领略其中风光也无法从中获得心灵滋养的世界。由此，注定了莎乐美将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而是女性中的传奇。
区别在于，当同龄的女性将自己玫瑰色的人生幻想系于男人和婚姻的时候，莎乐美期待用自己的内心全力去拥抱人生，“我一直在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偶遇’。”对于前者，男性是主人是拯救者；对于后者，男性是伙伴是同行者，是“跟我自己相像的人”，“能分享我那无法理解的存在”。
（二）与尼采的精神撞击，终归于不同星球
莎乐美在苏黎世大学的学习并不成功，身体状况恶化。母亲带她去罗马拜见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玛尔维达夫人。玛尔维达夫人家的文化沙龙，聚集了欧洲知识界的精英，就是在这里，莎乐美与她生命中有过重要交集的另外两个男人——保尔和尼采相遇。
保尔爱好哲学，深受叔本华影响，也早与尼采相识，并曾在尼采患病期间做过他的秘书。
保尔有学识，又性情含蓄、温良，随着交流的深入，很快获得了莎乐美的信任。在莎乐美看来，男女之间也可以维持纯洁的友谊，心心相印，互敬互助。她设想着与保尔的“二人同盟”，书房里摆满书籍和鲜花，书房两边是卧室，他们可以在两个卧室间走来走去，探讨问题，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愉快地工作。
但保尔却没有这么“单纯”，贸然向她提出了求婚，并且当着她母亲的面。
这是莎乐美第二次遭遇求婚。这一次，年轻英俊知书识礼年龄相当的保尔，获得了母亲的认可，却同样遭到了莎乐美的激烈排斥。
莎乐美清楚，自己需要友情，也需要爱情，却并不需要一纸婚约。而且她要的爱情，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
当男人在潜意识中将婚姻当做最伟大的礼物要赏赐给女人的时候，竟然屡屡被女人拒绝！
就在二人关系要陷入僵局的时候，尼采出现了。
一天早晨，在圣彼得教堂，尼采突然出现在莎乐美的面前，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来的？”
尼采的诗意与才思，令莎乐美眼前一亮，有相见恨晚之感。
尼采1844年出生，比莎乐美大17岁，此时莎乐美21岁，尼采38岁。尼采的父亲是曾受国王两次接见的牧师，然而尼采同莎乐美一样，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上帝”。“上帝死了”，并非尼采故作惊世之语，而是他童年时代真实经历过的震荡。25岁时，尼采因为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表现，被巴塞尔大学破格聘为语言学副教授，一年后转为教授。后来，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尼采离开了巴塞尔大学，到处云游、创作。尼采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与瓦格纳曾有密切的交往，后来因为思想的分歧而决裂。
38岁的尼采已经百病缠身，视力很弱，接近半盲，但他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思想的力度甚至扰乱了莎乐美的睡眠。她倾听着尼采的思想，希望能够长时间地跟他学习。
保尔将自己对莎乐美的情感及因此而来的苦恼向尼采倾诉，并告诉了尼采他们曾经计划的“二人同盟”。不想尼采对莎乐美的设想很赞同，并愿意加入进来，于是有了莎乐美、保尔和尼采的“三人同盟”。
当莎乐美沉浸于与尼采的思想交流中，为尼采智慧的光芒所折服的时候，尼采也对她动了结婚的心思，并通过玛尔维达夫人进行了转达。莎乐美当即拒绝。
但莎乐美并不希望就此失去尼采，她眷恋着他们之间的精神交流，于是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尼采暂时放下了结婚的念头。
这样，“三人同盟”因为其中的两个男人暗恋明恋着同一个女人而磕磕巴巴地维持着。一次三人加上莎乐美的母亲同游，半路上莎乐美的母亲身体不适，保尔护送她回府，给尼采提供了一个与莎乐美单独同行的机会。这一次，二人相谈甚欢，莎乐美甚至想，如果尼采不提结婚的话，她可以跟他一辈子这样聊下去。但这次长谈，却重新燃起了尼采与莎乐美结婚的希望。
接下来，在卢塞恩，三人会合，尼采直接跟莎乐美谈结婚问题，引发争议，“三人同盟”面临决裂。
分手在即，尼采建议三人去卢塞恩的一家照相馆留个合影，并亲自动手布置背景，还用丁香的枝叶装饰了一条马鞭，于是有了那张著名的照片：莎乐美坐在马车上，手执马鞭做出挥舞状；尼采手扶车辕，仰着头偷笑，似乎为自己的恶作剧而得意；温良的保尔面对镜头，拉着边套，表情很不自然。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认识莎乐美时，尼采正在创作此书）一书中，尼采借老妇人之口说：“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这句话，通常被引申为：女人都是贱的，男人要用鞭子才能制服女人，使之臣服。当然这也成为一些人批判尼采男权主义思想的一个小靶子。
但联想到在卢塞恩三人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似乎又应该做另外的解释：男人带上鞭子，将其交到女人手中，让女人来驱遣和制服男人！
也许，这正反映了尼采在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上，所存在的冲突和矛盾。这个骄傲的自负的从不把女人真当回事的男人，本以为女人都是需要男人来制服而使之臣服的，却不想在莎乐美这里栽了大跟头，你把鞭子交给女人，女人都懒得驱遣你呢！
三人合影后不久即分道扬镳，这张合影果然成了“三人同盟”的见证与纪念。
尼采离开后，莎乐美和保尔重回“二人同盟”，1882年，二人在柏林定居，两个自由身同居同出，保持着知己友情，持续了5年。5年后，因为莎乐美后来的丈夫安德烈亚斯的出现，保尔痛苦离开。喜爱哲学的保尔，呕心沥血完成的哲学著作却籍籍无名，为了生存，也为了逃避哲学的孤独，保尔后来改学医。1901年，在德国的塞拉里那，保尔跌下悬崖身亡，10几年前他与莎乐美一行朋友曾在那里避暑。莎乐美不确定保尔的死是自杀，还是意外，但她知道保尔至死怀着对她的深情。保尔的死，给莎乐美留下了巨大的伤痛。她对他当然是有爱的，那种爱虽然不是爱情，但同样深挚。
尼采对莎乐美爱不成而生恨，给她的信中流露出讥讽和毁谤，而尼采的家人也将莎乐美看做是对尼采始乱终弃的坏女人，尼采的妹妹更是诋毁她“连巴黎的夜莺都不如”。
尼采一生没有结婚，但经历的女人并不少，他曾经疯狂嫖妓，跟他的妹妹也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乱伦（在《我的妹妹和我》一书中提到过）。也许这些经历不足够给他树立起更为健康的两性观，在与莎乐美的交集中，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真爱之包容风度，这跟保尔形成了对照。
而莎乐美在尼采及其家人的诋毁之下，虽然深受伤害而与尼采的关系决裂，却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关注着他。1889年，在都灵的阿尔贝尔托广场，因为怜惜一匹老马，尼采精神错乱，从此多年在精神病院度过，1900年在魏玛病逝。1894年，莎乐美所写的《尼采及其著作》一书出版，对尼采的思想与创作进行总结分析，她称他为“彗星般的尼采”。
尼采是一个与世俗太不兼容的天才。靠近过他的人，总会为他的思想洞见之耀眼所折服，也总会为他思想的极端与黑暗所畏惧，包括莎乐美也是如此。他们很快就会逃离他，与他终归于不同星球。不过，靠近过尼采并与他曾经有些许共鸣的人，总会沾染几点天才的鳞光。
（三）与安德烈亚斯直到白头 ，无性婚姻竟万岁
基洛特、保尔、尼采，三个男人的求婚均遭到莎乐美毫不犹豫地拒绝，莎乐美以为自己铁定是个不婚主义者了。没想到，1887年，也就是莎乐美与保尔在柏林实施“二人同盟”5年之后，一个叫安德烈亚斯的男人出现了，他狂热的求婚攻势竟使莎乐美改变了初衷，答应了订婚的要求。
不过，莎乐美在婚约中提出了一条神奇的要求：她可以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这一点上他不得违反她的意志。
更神奇的是，安德烈亚斯答应了！于是，莎乐美不得不在婚约上签了字。
保尔痛苦离去。而莎乐美与安德烈亚斯的婚姻奇怪地维持着。莎乐美自我解剖说，这桩婚姻的达成只是一个激烈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游戏的结果。
我想，这大概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解释。一个看起来很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潜意识中也会对婚姻这种人类长久以来的普遍生活方式抱有好奇吧。结一次婚试试看，这是很多不婚主义者最终的选择。试过之后，才更有利于成为更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但更更神奇的是，莎乐美一时冲动的无性婚姻，却完成了白头到老的童话，并且在暮年的陪伴中体会到了眷念之情。
莎乐美对安德烈亚斯的学识与人品都是肯定的，是怀有敬意的。但这并不能使她从两性的关系上接纳他。婚后，她果然对他“守身如玉”，绝不允许他有肉体交融的幻想。莎乐美十分坦诚地写到了二人相处的尴尬，他们“只是看起来像夫妻”，他们说话的时候，从不看对方的眼睛。
身体不能共情，感情也就无法共鸣。虚伪、难堪、隔膜，几乎是仅用理性和所谓“亲情”维持的无性婚姻的必然特征。尤其是，当排斥亲密的一方明知另一方是在暗暗渴望与自己的肉体结合，虚伪与难堪就更不可避免。
联想现实，我们偶尔会看到有婚恋咨询者如此说：TA是个非常合适的结婚对象，我跟TA结婚符合所有的条件、满足所有的要求、让所有人都高兴，唯独不完美的一点就是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只要可以避免身体的亲近，我跟TA的婚姻将非常完美。
企图因各种实用目的而缔结无爱无性婚姻的人们，终将被婚姻关系中的各种虚伪与难堪，压抑到疯狂或变态。他们终将打碎这个婚姻，或者在它的身上重建一个可让人性喘息的“变体”。
莎乐美的婚姻或许不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只是一时冲动的游戏结果。但她同样要忍受压抑和扭曲，最终还是在保留婚姻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变体”。
一次午睡的时候，莎乐美被惊醒，原来是安德烈亚斯企图“侵犯”她。她坚定地拒绝了，然后提出了离婚。安德烈亚斯不同意，二人重新“约法三章”，明确了各自都有与其他人交往的自由。
后来，莎乐美为安德烈亚斯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女人，管家兼保姆的角色。安德烈亚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并与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女孩。
直到暮年，当一切绚烂归于平淡，当荷尔蒙也在时空变幻中烟消云散，莎乐美和安德烈亚斯的婚姻，只剩下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陪伴，这种陪伴跟性别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他们不虚伪不难堪了，他们和谐了。安德烈亚斯比莎乐美年长15岁，在他年老生病的岁月里，她给了他最后的温柔呵护。
（四）与里尔克的世纪恋，真爱总能找到最好的形式
婚姻的形式保持着，而莎乐美要追求更广阔的生活，在柏林、巴黎、维也纳、慕尼黑，她的思想与才华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可，她的形象与风采，也得到了社交界的青睐。这之后的10年，是莎乐美的创作高峰，她出了8本书，写了50多篇文章。
在慕尼黑，莎乐美终于遭遇了身心灵统一的爱人——诗人里尔克，开始了一段惊世骇俗的世纪之恋。
1897年，莎乐美36岁，已经是有名气的女作家，里尔克22岁，是初出茅庐的诗人。他慕名拜访她，向她表达热烈的爱慕，“我要通过你看世界……”
14岁的年龄差，令莎乐美排斥和顾虑。但年轻诗人的热烈给了她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给了她品尝爱情的轻松心态——只有里尔克，奉献给她的是火辣辣的求爱，而不是赤裸裸的求婚。
求爱意味着无功利的审美，而求婚实则是一个更功利的实用动作。莎乐美之所以是莎乐美，在于她跟那些秉持“一个男人向你求婚才是对你最大的赞美”之人生智慧的普通女性不同，她要的不是婚姻，而是爱与自由。
经历过众多男人赤裸裸求婚而被吓退的莎乐美，终于遇到了火辣辣的求爱！在莎乐美看来，里尔克这一无功利审美的动作中，饱含的恰是对她最高的赞美，这与婚姻没有必然关系的爱，也意味着尊重与自由。
越过14岁的年龄差，莎乐美向这个忧郁却又朝气蓬勃的年轻诗人，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一旦思想上的禁忌解除，情感的闸门打开，心灵上便如饮得甘露，他们的情感飞速发展，令周围的人目瞪口呆。莎乐美坦然地说：“就让他们惊诧去吧！”
里尔克对莎乐美的吸引，不仅在于他独特的气质，莎乐美以自己的阅历与眼光，更对里尔克的艺术生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她认为他具备“完好无损地、毫无牵挂地能成为艺术家”的那种特质。而在他成长为这样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注定了要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全力成就他。
莎乐美确信：“我能在精神上分担另一个人超凡的命运。”
所以里尔克，其实也是莎乐美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载体。
基于这一基础，注定了莎乐美对里尔克的这份爱，最终将走向不为情欲牵绊、不以占有为目标的真爱。
从里尔克对莎乐美的感情角度说，9岁遭遇父母离婚、从小母爱父爱都十分匮乏几乎形如孤儿的里尔克，在莎乐美的身上，几乎补偿了成长过程中所有形式的爱的匮乏——母亲，妻子，姐姐和情人的爱。
在爱的温暖灌溉之下，忧郁的里尔克变得阳光起来，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摆脱了过去诗歌中的夸张与矫揉造作，变得更为自然、质朴、成熟。
莎乐美坦诚地说：“我和里尔克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短暂的需要，精神和心灵的相通，决定了我们彼此，包括身体在内，很快就不可分开了。”
在与里尔克的爱情中，莎乐美体会到身心灵共在、共振的幸福与完整。她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莎乐美不但关爱着里尔克的日常生活，更关注着他在艺术上的努力。有一段话，可以看出莎乐美对里尔克的深情以及深刻的洞察力：
“里尔克越来越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为艺术的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到最后，作为一个人内心的发展，与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展开之间，相互作用并矛盾着。他既需要艺术的成长，又需要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越来越严重。”
莎乐美对里尔克的责任感愈加明晰。她鼓励他去考察古罗马艺术，体会其大气磅礴，增强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从而带动自己作品风格上的变化。
后来，莎乐美又两次带里尔克游历俄罗斯，并拜访过托尔斯泰。这些经历，为里尔克思想的开拓、创作的提升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而莎乐美对生命和爱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对事物的观察，开始具备高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从一定程度上不再依赖于我时好时坏的情绪。”
看到里尔克的变化，莎乐美感到欣慰，也意识到她应该放手了。“一个声音这样告诉我：我属于我自己，里尔克属于他自己。岁月无敌，我终将先行老去。里尔克必须有自己的成长。”
第二次俄罗斯之旅结束，他们回到柏林，在一家不知名的旅馆共度最后的时光。第二天一早，莎乐美对里尔克说：“我们只能到这里了。”
这是1900年，莎乐美39岁，里尔克25岁。
里尔克难以接受分手的残酷事实，应他的请求，他们又见了一面。莎乐美嘱咐他几年里不要随便给她写信，不要藕断丝连，要全力去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告别的时候，她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很久以后，如果你的情况很不好，那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这儿就是你的家。”
“里尔克不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他是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亲人。我们的分手，不是因为不爱了，更多的是出自一份最原始的母性思考。”
2个月后，里尔克与一位女雕塑家克拉拉闪电结婚。克拉拉是罗丹的学生，里尔克为此有机会接近罗丹，并写下了评传《罗丹论》。
不久，里尔克就在琐碎的婚姻生活中陷入窘境，他不仅要照料一个家庭，而且还要照料孩子，创作枯竭的恐惧攫住了他。他写信向莎乐美倾诉和求助。1905年，莎乐美邀请里尔克在她的家中相见（取得了安德烈亚斯的同意），这是他们正式分手4年多后的第一次相见。这期间，里尔克的诗集《时间之书》奠定了他的艺术地位。
时间和距离都不会侵蚀他们之间的爱，莎乐美说：“11天，足已聊慰平生。”“里尔克是我生活中第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可以用他曾经向我表白时所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坦白：只有你才是真的。”
里尔克也曾说过：“纵使我们身在两艘不同的船上，我们仍然会在同一条河上航行，同一个源头在等待着我们。”
此后，里尔克的诗集不断出版，《定时祈祷文》《杜伊诺哀歌》《马利亚生平》等等。
1911年，50岁的莎乐美放下文学创作，重新出发，师从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学，自此，她做了25年的精神分析研究，并且开过多年的诊所。她的治学与为人都得到了弗洛伊德的赞许，在弗洛伊德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书桌上，放着她的相框。
1913年，莎乐美与里尔克在她哥廷根的家相见。巨人山脉中留下了他们的脚步和身影。这时候，里尔克也年近40，莎乐美亲切地称呼他“老莱纳”（里尔克的全名是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1914年，里尔克身染重病，二人在哥廷根再相见。然后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9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人在慕尼黑最后一次相见。
1926年，51岁的里尔克因白血病去世。
莎乐美的痛楚难以形容，“我总想着，他哪天会像小孩子一样，再来叩响我的小院子上的门环。他的一生几乎就是流浪的一生，居无定所。我将在这座小屋终老，等待着他的魂魄归来，但愿我的小屋能成为他的栖息之所。”
1928年，莎乐美出版《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一书，作为对里尔克的纪念。后来又出版《与里尔克同游俄罗斯》。
莎乐美与里尔克，用不同于世俗的形式，实现了终生的相爱。
写完了莎乐美与里尔克的爱情，实在没有力气和兴趣再去补充莎乐美别的经历了。
就此，用我昨天在厨房里择韭菜准备包饺子时，心里突然冒出的几句话作结：
总会在秋天的尽头
遭遇一个怀揣秘密的女人
她用没有年龄的目光
与整个的秋天对视
并用纤细有力的手指
在大地上写下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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