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文明之地，是思想、学术的孵化池。诸如母鸡孵小鸡一样，思想、学术的孵化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母鸡不吃不喝，蹲在鸡窝里，倾尽全身的能量，才能让小鸡破壳而出，诞生出新的生命。

    新思想、新学术的形成，需要一些天资较好、智商很高，对那些他们自己感兴趣、有嗜好的痴迷的领域和问题，去花时间、花精力冥思苦想，想入非非。而他们冥思苦想、想入非非的新思想、新学术，是需要在一种无拘无束、没有外界压力、毫无后顾之忧的氛围中才能产生的，需要这些人纵情率性，无忧无虑，人性、天性在自由天空中徜徉的宽松环境中，才能由蛹化蝶，在腐水中开出灿烂的莲花。

    而这些率性而为的骄子们，往往容易死脑筋，钻牛角尖，不容易随风飘移。在这些人的身上，惰性太重，慵懒性太强。当他们一旦钻进某个问题堆里时，可以不吃不喝，端坐在那里入神入迷，容不得喧嚣打断他们的思绪，竞争终结他们的遐想。因此，这些人往往不适应喧嚣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在快马加鞭、短平快的竞争中，他们表现出“弱智”、“低能”，不识时务。但他们思考的问题，确实表现出了与旁人不同的深邃。

    深邃是需要“煎熬”的，没有沉淀和积累，没有静静的思考，除了浅薄和幼稚以外，根本无法获得深邃。而那些迎合市场经济竞争的东西，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变化，需要的是“理性人”、“聪明人”的适应性，是容不得“煎熬”和积累的，只有那些慵懒的“愚公”，才能在“严谨”思维的支配下，在喧嚣中与世无争，与枯燥、无聊为伴，才能以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情操，去苦苦坚守自己的“死理”，久而久之，做出不同寻常的原创性的成就。

    当然，我说的这个大学里要养的“懒人”是加引号的，不是说不搞教学，不从事正常的工作，而是指节省体能、体力上的人，不去为“短平快”的功利整天奔波忙碌的人。“懒惰”是智慧的源泉，思想上的勤奋者，严谨操守的坚守者。例如，在蒸汽机使用的早期，有个小伙子从事蒸汽机活塞的往复操作，每次蒸汽机的活塞冲程到位后，小伙子要操作放空汽缸，使活塞能够回到起始位置。这活计又重又枯燥乏味，小伙子干了几天就累得够呛，就想撂挑子走人，他琢磨了几天后，就苦想到在活塞的推进杆上加装连动装置，自动完成本该自己手动完成的工作，这就是后来发动机汽缸中活塞往复装置的雏形，以后那份枯燥乏味又笨重的工作便消失了。又如，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十几岁时在一家邮电局打工，那时，电报已经进入商业运行，邮电局的重要工作是收发电报，邮电局老板怕值夜班的职员睡着了误事，规定必须在凌晨三点向总局发一次电文，以证明当日值班者恪守岗位，可是经常有人达不到要求而受到惩罚。但在一家很偏远的邮电局里，有人一直准时在凌晨三点发来电文，从来没有一点差错。老板深为感动，在得知这是一个名为爱迪生的小职员后，老板带上部僚和奖品亲自探访，准备当场给爱迪生表扬和授奖。但当老板一行人到达那邮电局时，隔着窗户看到爱迪生正呼呼大睡，桌上的时钟指向两点五十五分，时钟旁静静地放着一台发电报机。老板示意大家原地看看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时钟指向三点时，只听到“卡擦”一声，时钟里的一根金属细杆启动了旁边的发电报机，电报机被几个齿轮和连杆操纵着，很快发完了规定的电文。邮电局老板哭笑不得，而爱迪生依然呼呼大睡。看来“懒人”偷懒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有时可以说“懒人”创新世界。

    问题是如何界定这样的“懒人”，这就要求大学里要建立一种中立的、不受外界左右的“懒人”鉴定组织。对那些真正在从事需要时间和精力的长效研究的人，大学要承担“养”的责任，要给这些人好的薪水、福利、住房、医疗、津贴、奖金；对他们可以采取自由的管理方式，3年或者5年考核一次，免除他们的填表、报材料之苦；那些与他们研究无关的所谓学习、会议，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参加；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上班期间可以喝咖啡、喝茶、聊天。通过这种弹性的管理方式，让这些人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这一点上，可以学习普林斯顿等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做法。如10岁就对费马定理感兴趣，1985年当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安德鲁·怀尔斯，9年中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任何文章问世，但普林斯顿大学仍然宽容、厚待他，以后安德鲁·怀尔斯破解了费马定理。又如，数学奇才纳什患了幻觉症后，天天来普林斯顿大学上班，数年下来也没有做出一份研究报告，也不能给学生上堂像样的课，他在这个环境中生活了30年，成天就是在图书馆中徘徊，天天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读书室里，对着黑板乱画。但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好的住房、薪水和福利，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多利羊的诞生，是诺丁汉的科研人员辛勤奋斗、花了10年时间才成功的。要有原创性的东西，没有十年八年是出不来的。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爱因斯坦是个替小女孩做数学题换糖果的可爱小老头儿，穿着松弛下垂的套头衫和松垮的长裤，赤脚登着一双便鞋；纳什更是喜怒无常，像幽灵一样在校园里到处涂写让人看不懂的数学符号，躺在图书馆桌子底下思考问题并不分场合地吹着口哨。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在那些著名的大学里，松散的课堂，自由的下午茶，营造出了一种舒适放松的家庭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出顶尖级的学术大师，有自由的学术思想，有最原创的研究发现。

    大学里需要供养的“懒人”当然不可能多，而少量的“懒人”也只能是某些大学里的学术大师，是那些放任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学术思想，个性张扬，不修边幅，但绝对思想自由的学者中的佼佼者，犹如前已说过的9年不出一篇论文却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的难题——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教授，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完整做完一个正确证明的数学系掌门人列夫谢茨，在校园里像幽灵一样游荡多年、无所事事却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