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时，英国的一个名叫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的人，在研究财政时，发现两者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在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然被收藏、溶化或输出而退出流通，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货币流通中的一种货币排挤掉另一种货币的现象，人们就叫“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或者叫“格雷欣法则”。

现实经济生活中，在几种货币同时流通而优质货币不足的情况下，劣币确实能够将良币排挤驱逐出流通领域。但是，这位叫格雷欣的老兄，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对货币流通现象的一个小小发现，竟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官场乃至学术生态中，也能得到印证。别的领域我姑且不说，单以中国的学术界为例，足以说明格雷欣法则远比人们想象的贡献大。

中国学术界曾经有过辉煌，春秋战国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了无数的学术大师，孔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商子等，大师林立，一个个光彩耀目。他们创造出来的学术概念和范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人生和人心，至今仍在薪火相传，无人超越，为成千上万的后人提供了衣食饭碗、俸禄爵位、名利声望。延至宋明，学术更加精细，风光了几百年，虽在注释先秦，却有新的气象和个人的创造，故也不失为学术兴盛之季，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繁殖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如洛学、道学、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等，并创造发挥出了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如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滞之性等。

今日中国，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瞩目，“睡狮”开始警醒。然今日中国之学术，却是少有的沉沦和凋敝，少有的缺乏精神和思想，在国力如此强盛的今天，竟然鲜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出现，鲜有影响人生和人心的学术思想张扬，实在是泱泱中国之悲哉。

中国学术何以呈现此种景象呢？笔者认为与学术界“劣币驱逐良币”不无干系。何以会“劣币驱逐良币”呢？原因有以下数端：

一是中国在由道德大国向经济大国转型过程中，嚣张的功利主义意识无情地侵蚀着学者的精神和灵魂，导致功利主义在学术界弥漫，污染了学术空气，将学术作为敲门砖行追名逐利之实者日渐增多，而醉心于学术者则日渐减少。学术需要一种气候和氛围，搞学术者需要一种精神和修养，学术大师的出现更需要一种学术群体和学术知音支撑，有量才有质，在学术被浸淫在普遍的功利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时，谈何出得了学术大师？谈何出得了思想？

二是官本位甚嚣尘上。官本位是中国文化传统，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伦理主义至上的必然产物。然中国学术界“傍官”而至趋炎附官之盛者，实超出正直人之想象远矣。为官者为装潢自身形象，运用自身掌控的资源，与学术机构中的“官员”相互串通，到一些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员、博导等。这些人官场上是这个“长”那个“长”，在学术界又堂而皇之地变成“教授”、“博导”，行政资源与学术资源巧妙结合，将各种课题、经费、奖项挪入囊中，再加上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的炒作和推波助澜，这些行政权威又变成了学术权威。他们心浮气躁、学不求深、思不求解的官员们，尽情发挥讲起来头头是道的“唱功”、“吹功”，夸夸其谈，赢得廉价的掌声和吹捧声。在中国谁官大、权高，谁的学问就大的学术评价氛围中，真正坐下来、静下来潜心学问的人，逐渐被边缘化，被“劣币”驱逐。

三是学术行政化、显性和隐性学术腐败严重。中国的学术行政化倾向相当严重，评项目、评课题、评奖，很多是大领导领衔，小领导加塞，一堆搭车沾光的行政人员。据云南九三学社对有关科研进行过统计，2003—2005年云南省的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担任行政领导的平均占六成；2004—2005年获国家、省级突出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中，担任行政领导的达到了七成，有些单位甚至高达八成以上。（见《警惕隐性学术腐败》，《人民日报》 2007年2月5日）有些科研能力平平的人，一旦当上了行政领导，不需几年，就会成为“科研名人”，又成为各种各样的评委，掌握科研经费、项目、奖励的生杀大权。行政干预学术，造成学术资源配置效率低、监管难，加速了学术界“劣币驱逐良币”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