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舆论预热和实际准备，央行日前首度正式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数据公布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今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约为14万亿元左右。他还透露，条件成熟后，央行将会按月公布融资总量统计，他还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目前还只能说是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成为中间目标需要一个过程。

这一系列动作和言论显示，央行对将“社会融资总量”打造成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充满期待。可以预料，今后不论是央行，还是市场，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上来。如果各方对这一指标认可度高，甚至不排除未来会在年初公布一个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目标（今年14万亿的提法带有很强的非正式色彩），将其正式升格为货币政策之锚。

客观地说，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是在匆忙之中提出来的。此前，央行主要将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作为中介目标，尽管这两个指标并不十分理想，但央行为其寻找新的替代物的意愿也不强烈。是去年形势的变化促成了这一转折。

2010年，在银行信贷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融资额激增。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更像是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一个“拐点”。尽管2002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占比早已出现逐步下降之势，但下降过程一直比较平稳，2010年相对于2009年则出现了突降，占比由68.1%下降到55.6%，降幅高达13个百分点，同时，银行承兑汇票占比由3.3%突增到16.3%。在人民币贷款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全社会的货币信用事实上出现了较大的膨胀，并直接推高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全社会融资结构在这一年的变化使人们相信：单纯信贷控制有效性在不断下降。

但是，以社会融资总量替代人民币贷款而成为货币政策新的“锚”，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如何呢？

标准理论认为，衡量一个指标是否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从可测性来看，央行给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明确范围，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一行三会，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应该没问题。至于可控性，在社会融资总量的十大分项中，最易控制的是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央行可以掌握着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还可以进行窗口指导，理论上可将其引导到合意区间。最难控制的是保险公司赔偿和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它们基本于独立于央行政策。其余各项的可控性处于中间，例如，非金融企业股票、企业债券受资本市场环境以及发改委、证监会政策的复杂影响，央行对其影响力很有限。

不过，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相关性。理论上，一个指标与GDP产出、物价之间的相关性越强，稳定性越好，就越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该指标与产出与物价之间有着固定不变的数量关系，那就是中介目标的当然之选，央行只需在它身上下“锚”，即可轻而易举得到一个合意的产出和物价水平。

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根据央行的研究，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消费、投资、工业、CPI）之间的相关系数，社会融资总量全部高于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总量相对于人民币贷款的优越性不容怀疑。不过，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间的稳定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0.85的相关系数不算高，并且单纯一个相关系数可能还具有误导性。历史数据显示，融资总量/ GDP比率不仅存在趋势性上升，而且波动性也相当大。该比率从200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9年的超过40%，在短短8年时间内还出现过两次突发性上升。从分项数据看，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债券的占比波动性最大，趋势性也不明显，几乎不存在什么规律。

如果考虑到转型、金融深化经常反复这一经济大环境，融资总量与产出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过去8年里呈现出这种不稳定性毫不意外，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不稳定性未来无法预测，存在出现更大波动的可能。因此，选择在这种相关性存在重大欠缺的指标身上下“锚”，很难达到稳定产出和物价的目的。

从理论上讲，社会融资总量的这一缺陷与货币量、信贷量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后两者作为货币政策之锚的历史表现足以说明。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议采纳固定货币量增长目标，乃在于他论证了货币乘数（连结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连接货币量与GDP）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其《美国货币史》的核心结论。但是，货币量固定增长规则在实践中没多久就出了问题。随着金融创新的出现，货币的内生性越来越强，货币的定义越来越模糊，流通速度也越来越不稳定。“锚”所要求的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很快就全部不复存在。不多久，货币数量目标就被西方国家抛弃，现在美联储和美国金融市场已不再重视货币量，很多货币政策观察人士已将其从监测名单中剔除掉了。

信贷量作“锚”的历史同样如此。1980年代，美联储一度实行私人债务总量目标，这背后也是由理论所推动。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与货币和GDP之间的关系相比，债务量与GDP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出人意料的是，债务量/ GDP比率，即债务周转率新目标后被采纳后很快地变得不稳定，在十几年内急速地由0.7下降到0.5，最后，美联储也不得不放弃这一指标。

除了相关性方面的先天缺陷，中国央行所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在内涵和外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按照央行的公式，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事实上，这十项只是金融机构融资总量，并非真正的社会融资总量。理想的社会融资总量，应该将政府债务融资（尽管央行对其可控性为零，但其会对产出和物价影响巨大）和居民、企业间的民间融资、地下融资纳入统计之中。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民间融资、地下融资媒介的总需求不可小视，忽略所造成的精确度下降有时是不能接受的。

从更深一层意思上讲，货币量、债务量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失去货币政策之“锚”的地位，是历史的必然。在金融创新速度越来越快、花样越来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将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之“锚”都是力不从心的。由于数量关系最终通过货币供求、融资供求的交互作用体现在价格（利率）上，所以，重点关注利率这一价格信号，放弃或降低数量指标在央行监测中的重要性，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实行以更多运用利率作操作工具、将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合二为一为特色的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与其花大力气寻找仅仅是次优的替代性中介目标，不如着眼于未来，加紧配套制度建设，为尽快转向通胀目标制创造条件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