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谚语说：“农夫夹在两个律师中间，活像一条鱼夹在两只猫之间。”

丹麦人则说，“律师和画家一样，都能一下子把黑的变成白的。”

莎士比亚也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全干掉。”

　　我非常乐于向各位聊聊世间一些小小的奢侈享受，这也是我的责任。这些奢侈的挥霍让我们觉得生命值得活下去，每个美元都值得赚进来——凡是有那么一点健康的自我放纵，并有良好信用等级的人，都有资格得到这些文明的奖赏。不过，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嗜好。它对于不得不花这笔钱的千万个可怜虫来说，绝不是什么享受。唉！这嗜好还在一天天扩大呢！理论上，这事情追求的是正义。做法上，需要你花上大笔钞票，去孝敬给那类你不愿在你居住区附近酒吧里碰见的人。

　　世上如果律师多过大厨，那这世界一定出现了可怕的问题。但是，每年法学院都像传播瘟疫般地放出了一大批这类人，放任他们在街头巷尾，唾沫四溅地大谈医疗过失、违法渎职、婚变赡养费、情变生活费、民事侵权、赔偿诉讼，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的名堂，叫我等这般单纯朴实的市民，闻言不禁心怀恐惧和忧虑。的确，在城中曼哈顿区就真有几座这样的写字楼（律师都喜欢繁华地段的房产），你只不过是在拥挤的电梯内不小心踩了别人一脚，就有接到法院传票的危险。因为这只脚不是别人的，恰恰长在一位法律界泰斗级人物的身上。连你自己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会被对方依照1923年《舒尔兹控告唐纳休》（Schulz v. Donoghue）的案例，指控你“恶意伤害他人身体未遂”。

　　我不是惟一对这样的事情怀有疑虑的人。自从人类的智力进化到能够拼出“诉讼”这个词以后，律师就一直是众人从心底里咒骂的对象。西班牙谚语说：“农夫夹在两个律师中间，活像一条鱼夹在两只猫之间。”丹麦人则说，“律师和画家一样，都能一下子把黑的变成白的。”莎士比亚也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全干掉。”富兰克林、梭罗、爱默森，还有其他许多善良真诚的人，都曾把我们那些博学的朋友当靶子，发表尖酸刻薄的评论。那么，律师这号人既然几百年来都没什么好声誉，到如今怎么会仍然有增无减呢？

　　促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可能就是语言问题。明显地出于一己之私，律师们发明出了一种独有的沟通方式，听起来颇像英文里夹杂着些许不规范的拉丁语，而对市井平民来说，还以为讲的是希腊文呢。因此，当他接到一纸诉状、一张传票，或是其他不计其数的法律令箭中的某一枝时，他哪里搞得清里头的玄妙呢？这纸上写的是什么意思？他该怎么办？除了雇一个翻译，他还能怎么办？而此人，当然非律师莫属了。所以律师们最爱的场景出现了：两边的律师坐下来，叽哩咕噜，讲上老长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至于说了些什么，他们的客户大部分都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且，这些全都要以每小时难以置信的高价来收费。

　　再者，有这么一条规律——这条规律并不是由人类制订的，而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那就是一双闲得发慌的手一定要没事找事地来作祟。按照供求理论，若法律从业人员太多，无事可作，律师的数量会因此而减少，没有多大作为的自会另谋它就，改投其他用得上他的行当去碰碰运气，如水电工之类。你若果真这样以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工作不够，僧多粥少没关系，那就创造出更多工作来嘛。这样，法律分工越来越细，各色专家仿佛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搞得愈来愈复杂，而他们赚的钱则越来越多。结果你会发现，一旦有事，你要应付的不是一个律师，而是一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