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另类”，却是真实的我

                     ——我的出版问道回顾

    回顾我出版问道二十多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对出版大势和市场发展态势的观察，这是我初涉出版领域的时期，也是分管市场营销的责任所致；第二阶段则主要是对大学出版的发展和编辑工作的探讨分析，这主要是我就任总编辑后的视角的转移；第三阶段则是出版业进入转企改制引发了我的系列思考；第四阶段则是对风起云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下的传统出版发展的思考。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所经历的轨迹，原来是这样的清晰。然而，不管在何阶段，别人一哄而上、蜂拥而来时，我却喜欢停下观看、把玩品赏，别人众说纷纭、人云亦云时，我总喜欢换个角度、转换视角思考，留下的文字也因此总是有些不入调，或许另类，但那却是真实的我，我真实的思考。

回顾问道的历程，我发表的“另类”文字主要体现在以下的方面，自己回顾归纳一下，觉得也有些意思。

    1.非出版界人士，要入行任出版社的掌门，没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生龙活虎生力军——论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11.03）我的这个观点虽然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可获得了绝大多数业内人士，尤其是一批老出版人的赞同。

2.五十周年大庆，满目皆是辉煌成就的宣传文字，可我却发出了《世纪回眸  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出版业问题探究》的不十分和谐的声音（《出版广角》2000.04）。文章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指出：“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危机”。在当时显得是多么的不着调。后来柳斌杰署长给我的文集作序就这篇文字还指出：“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尖锐，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尖锐锋利的言辞中，体现出了一个出版人可贵的探索精神和推动中国出版业改革进程的拳拳之心”。

3.因为盗版盗印等的原罪，民营书店成了出版业万众讨伐的过街鼠，可我却以国有出版社负责人的身份发出了“二渠道”的歧视性称呼应该取消的呼吁（《民营书店——中国民族书业的重要方面军》）（《出版广角》2001.05）。就在两年以后，中国发行协会在江苏扬州召开的会议上，当时发行协会的会长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二渠道”的称呼应该取消。

4.出版业提出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改革部署，各省集团雨后春笋般建立，我却在《中国书业，你走好了吗》（《出版广角》2002.04）一文中抨击这样的集团化强化了地区封锁、加强了地方保护。之后，对于这种靠政府组合的集团化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并对所暴露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批评与探讨。

5.各省为了加强地方保护，纷纷大兴土木，斥巨资建设物流中心，我发文呼吁《警惕，“圈地运动”在物流建设中重演》（《中国出版》2002.06），对那些不切实际，甚至提出要建设20年不落后的物流中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物流中心只有最适宜，没有最好，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高速公路半天就可以到达的半径范围内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

6.以上码洋为口碑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在慢慢变味，我呼吁《北京图书订货会，你将走向哪里》（《中国出版》2002.02），对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变调走样表示了忧虑。后来应展会创办人之一的前辈的约请，我本着“多从正面去谈”的要求，又留下了《图书订货会应该成为传播的载体——从北京图书订货会谈起》（《中国出版》2007.01）一文，对北京图书订货会提出了作为一个出版人的期望。

7.在两个效益的关系的探讨中，我一方面认为把两个效益人为地结合是个伪命题，作为一部好作品，两个效益应该是统一的，另一方面，我指出了两个效益统一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出版物的文化品位。（《出版业应该走出两个效益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出版》2005.10.《再论出版物两个效益与文化品位的关系》（《中国出版》2010   ）在之后的多篇文字和多次演讲中，“文化品位”就成了我对精品建设思考的主题词。

8.随着民营工作室的兴起，部分出版社变相买卖书号现象加剧，我发出呼吁《警惕中国出版业空壳化现象》（《中国出版》2006.09）并提出建议，应该化堵为疏，提出《出版的“二渠道”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出版发行研究》2007.06），2009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让民营工作室浮出水面，，纳入政府管理视野，从而在政策层面正式承认了民营工作室在中国出版业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9.上市成了全国各出版集团奋斗的目标，我却提出了《中国出版业“上市热”的冷思考》（《中国出版》2008.10），指出，中国出版业可以有上市公司，但不可能有一批上市公司，否则说明不是我们的股市不健康，就是我们的股民不成熟。对部分上了市的出版企业不抓主业，募集来的资金不会花而去从事信托投资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10.品种规模激增，低水平重复严重，我在2008年11月24日的博文提出了“书比人长寿，应该是每一个编辑，每一个出版人矢志不移的追求！”在之前的大部分文字里，精品、特色、板块、产品群、核心竞争力这些主题词常常高频出现，在之后，“书比人长寿”就成了我关于精品建设文字表达中的关键词。

11.转企改制之前，我认为这是现代出版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编辑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出版》1998.10）（《出版改革阶段性的盘点与前景展望》《中国出版》2009.06），可同时我也提出，对出版社的改革，尤其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不应该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应该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的方针（《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1.07）。就是今天，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

12.对于总编辑工作，一般都认为，总编辑主要就是在办公室看稿审稿，然而，我以为，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这样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我接连发表了一组文字《总编辑工作的要务是策划》（《大学出版》2004.03）《研究图书市场是总编辑的必修之课》，（《中国编辑》2004.06），直接提出了“不了解市场的总编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编辑”。

13.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向，出版物质量的严重下滑，我接连发表了《老调还须重弹》（《中国编辑》2004.03）《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编辑学刊》2006.06），对编辑的培养和出版的队伍建设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探讨。

14.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的矛盾长期存在，作为身兼出版实务和出版教育于一身的我，在多个场合呼吁《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需要的是共谋发展》（《中国编辑》2009.04），要求业界关注后备队伍的培养，要善于抬头看路，希望学界要关注出版业的实践，改革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为出版业培养受欢迎的后备人才。

15.进入新技术时代，数字出版的兴起，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很快在全行业提出了“互联网+”的新概念，对此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根据我们传统出版业的优势，从出版的主体地位出发，我在全国性的论坛上提出了对于我们传统出版来说，应该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同时发表了一组文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传统出版必须在坚守与变革中前行》（2014开卷高层论坛演讲）《我们走进的是“+互联网”时代——再论传统出版在坚守与变革中前行》（《科技与出版》2015.08）《在互联网时代“选择”将是传统出版的必然选择——三论传统出版业的坚守与变革》（《中国编辑》2015.06）一组文字，“三论”系统地阐述了我对互联网时代出版业发展态势和走向的看法。

实务、研究、教育，问道、思考、探索，构成了我的出版生涯。对问题的思考，对弊端的探究，对痼疾的剖析，或许就是这样形成了我几十年的思考习惯，在我的博客“公告”中有这样的自嘲式语言：“偶有拙作，出版问道，歌者少有，‘牢骚’之音不断，难登大雅之堂”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或许有点“另类”，但却是真实的我，是我真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