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这个平台，是真正适合青年人成长的平台，因此，在我成长的最关键时刻，她为我创设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样，我也以我的本职工作和作为团队中一员的成长，回报于她。

2012年，于我，是行走的一年。因为采访、会议、培训等一系列工作，足迹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差不多有接近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外地出差；出差的日子，往往清早要赶在学生上课之前，走进学校；随后，穿梭在各个教室，与师生座谈，同校长交流；没有特别的安排，往往一天要跑三四所学校，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为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多了解基层学校和区域教育的整体面貌；晚餐桌上以及饭后，还要和相关的管理者座谈聊天。记忆中很多次同教育局长的访谈，都是在夜间进行，一天的工作结束，回到宾馆，常常是十一、二点。这时候，还要整理一天的资料，及时记录下一些新的观点或者新认识教育人的联系方式……

接近年底的时候，由于工作重点向部分西部省区转移，在密集的出差过程中，也和同事合作，采写推出了部分重要报道，在报纸宣传推广和关注落后地区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这也是另一种行走的尝试。因此，当我看到一所学校的宣传语写着“教育是一种行走”的时候，很有些感慨，并深深地以为，这就是自己生活状态的写照。

2012年，于我，是向着教育专业纵深发展的一年。教育媒体人，首先应该姓“教”，因此，作为以“课改报”著称的中国教师报团队的一员，除了用更专业的媒体视角进行采编外，还需要真正理解课改，认识教育。

这一年，在走进课堂，与专家和一线教育践行者的交流中，在不断的学习思考中，教育专业上，确实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从几种工作变化中可以真实地反映：组织包括全国教育局长峰会、区域课改“途径与方法”展示会在内的以教育局长为主体的大型会议，并在部分活动中担任主持；参与包括郑州市、襄阳市樊城区在内的区域培训，在培训中担任班主任，带领校长教师做体验式学习，对区域课改推进工作进行阶段性诊断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独立设计、组织暑期骨干教师培训班、组织新课堂展博会，并在其间做体验式培训，与各个学段和学科教师说课、评课。

在采访的同时，根据不同区域的需要，进行小型的沙龙研讨或者大型的体验式培训——这是比既定内容讲座更有效的培训指导方式。记忆中，在河北滦南县，第一次组织300多一线校长教师，现场分组、自学、提问，互相解答，最后再做点拨指导，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如果不是因为要赶火车，可能还将持续下去。一方面，当地课改人的热情与直面真问题的坦诚，感染了我；另一方面，直面课改的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既是对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考量，也是对我应答技巧的锤炼。好在，在诸多如滦南的座谈、培训会上，我的表现从参与者的表情和态度中就能看到，或许还有待提高，但我所提供的解读和建议，至少是切实的、可用的。比如在陕西渭南大荔县、临渭区……

借助此前采访报道积累的经验和专业上的提升，在诸多走进区域和学校的采访活动中，我也常常变“被动”接受经验为“主动”规划指导，这样与基层一线的互动交流，是一种更有效的成长方式，也是不断输出的过程，既能在过程中及时获取报道所需的信息，即时帮助基层学校提升经验，也能有针对性地指导学校实践，受到了学校和教师的充分肯定。在践行“生本教育”的甘肃山丹县城关小学、宁夏银川宝湖中学，在区域推进课改的四川蓬安县、黑龙江七台河市等，在肯定当地发展成绩的基础上，恰当地指出发展的不足，并给出比较有效的改进策略，帮助其确定更宏大的发展目标，我想，这也是我们媒体人能够引领课改所必须要做的。

总结起来，这其中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智慧，更是多年来中国教师报在推广基层经验中，逐渐积累和整合出来的实践资源和经验优势，这些经验和实践探索，几乎涵盖了关于课改的所有问题，也涉及到很多教育深层次的问题，作为这支团队中的一员，只需要将其拿来为我所用，并根据不同的区域和校情，加以改进或者重新设计。这样有针对性的“指导”，既能帮助基层学校解决实际问题，也能赢得校长教师的尊重和信任。其背后，又凸显着中国教师报这个团队的与众不同，以及其对于课改的领导力！

或许，在两三年前，这样的行动和成长，还没有如此之到位，或许，那时候，作为教育媒体人，还不敢在同行面前“卖弄”专业，但是如今，可以做到，并且尽量做到平心静气地，在平等交流中“征服”别人，而不是将自己的理念和方法强加于人，因而，其收效往往比单纯的讲座或者教育人更好，更到位！

当然，正如同事在分析我的发展时指出的那样，目前对于教育的思考还没有形成系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己的话语体系。另外，对于我所负责的《区域教育周刊》，还没有形成与之对应的教育管理者的深度认识。未来，我还要努力建构自己对于教育系统思考的话语体系，还要努力研究和呈现我们自己的“局长学”。

2012年，我在常规工作中，继续努力成长，在不断的专业提升和实践中，开始赢得在基层的话语权。

2013年，我们依然在路上！成长依然是我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