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8日，一个很喜庆的日子。本报8版联动重磅推出了以《郑州变法》为题的郑州市教育局区域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报道产生的巨大反响着实出乎我们的预料，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读者给报社寄发评论，不少教育媒体同行见面也总不忘夸我“策划得好”，每次我都赶紧解释，郑州这个典型不是我们“策划”出来的，它是从实践的“田野”里自然生长出来的。

这几年，媒体关于区域教育的报道本就不多，自然也鲜有真正好的典型出现。河北省邯郸市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因此，不少人愿意把郑州拿出来与邯郸做个比较。如果非比不可，我只能这样表达我的看法，窃以为邯郸改革更侧重于“外部均衡”上的突破，而郑州之变则是触及“内涵发展”的创新，两者采取的手段不同，但方向基本一致——以信仰者的虔诚，去探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邯郸和郑州，就这样以主动求变的方式，完成了教育改革的自我“救赎”，用一场彻底的教育“革命”，回答了许多人至今都可能不太理解的疑问。

 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现状而言，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过度的知识灌输导致学生生命创造力的泯灭，我无意再数落那些“罪孽”，逼人跳楼的教育必须改革，教育的底线难道不是保全学生的生命吗？除了“变”，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不成？但在一向恪守传统的中国，谋变何其难矣。鲁迅先生说过，连搬一张书桌都要流血，更况，流了血也未必搬得动。要是没有一点殉道者的精神，敬畏生命的慈悲，天将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谁敢“惹火烧身”？！

这么多年搞课改，我个人的体会是五味杂陈，当很多人都在抱怨教育缺钱缺机制时，我的感触是我们或许更缺的是教育的责任和良知。我当然赞成教育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但有时候体制改革了也未必能解决你课堂的问题，况且，我一向以为体制的问题其实是每个人的问题。否则，为什么邯郸和郑州能改，而我们许多地方却不能改？邯郸和郑州能成，而我们即便改了却不能成呢？因而，我很愿意这样下一个结论，当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课堂，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时，那么，有什么样的局长或许就有一方什么样的教育！

我很欣赏郑州市教育局翟幸福局长的那句话，是他亲口告诉我，并且印在我对他的访谈里，他说：“改，难免出现问题，但不变，注定是死路一条”。这句话带给我的悲壮感，让我目光湿润。在中国教育特殊的背景下，“垦未垦之疆域”，发生在邯郸和郑州的两场教育变法，就注定了“先行者”的基本的价值，也许现在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候，就像中国教学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锦韬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或许若干年后，我们才能渐渐明白它巨大的意义。”

抛开郑州变法的新闻价值不谈，来自于实践田野、鲜而活的郑州经验，至少把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从预设和理念阶段，向实践和操作推进了至为关键的一大步，因此这个典型的标志意义在于，郑州给予了我们一种实现素质教育的“可能性”，与其称之为可能性不如直接叫做“郑州之路”，它给人的启发性其实不是在“发”上，而是更多在“法”上，这个“法”呈现出来的是具体清晰的脉络，为我们展示出的是一条有着精准指向，可抵达目标的“路径”，因而我说它是一个易于学习的“实践”样本。

郑州变法的爆破点在课堂，其精巧之处也在于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认知习惯里，总把区域教育归类于颇为宏大的形而上的课题，因而国内目前对区域教育发展的研究尚停留在论述层面，而谈及课堂，又往往率性地归入形而下的微观操作技术上，这样形成的巨大教育落差，导致多年来教育发展的严重搁浅甚至蜕化和异化。或许正是看到了症结所在，郑州市教育局才敢于回到原点上看问题，这个原点只能是课堂，“给我个支点，我要把地球撬动”，客观地说，郑州变法始于课堂，围绕课堂，开放课堂，建构课堂，则绝对不失为一次新颖独到的有益尝试。

 在郑州教育人的字典里，课堂必须直面和拷问关于“道德”的核心问题，这样的问题随处可以，诸如教师一讲到底的课堂道德吗，不让学生自学的行为道德吗，不关注学生学习状态的课堂道德吗？等等。郑州变法是郑州教育人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体现在聚焦和锁定课堂道德上，以常人不甚重视的教学行为问题切入，来撬动和引发“教育观念”的变革，进而围绕着“学生主体”建构一套全新的教育教学体系，着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郑州变法之好，好在因其呈现出来的“通俗性”和实用性，则更便于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并较大幅度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自觉，从根本上解决了课堂教学的诸多难题，改善了师生生命生存质量，营造了教育发展的良性生态。

现在，郑州经验就要结集出版了。借此机会，我仍要对那些对教育改革怀有畏惧的人说几句话。多研究郑州变法，或许你能有所感悟，但教育人一旦离开了“责任”、“良知”、“信仰”，学谁都效果不大！教育的差距或许正在这三个关键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