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是我在普度工作的最后一天。临走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要跟系里的人们告别的冲动。其实留在普度的这两年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离开是渴望已久的事情。曾写过<<作别清华的云彩>>，当时的心里没有留恋，只有解脱。而今要离开普度了，尽管系里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多数都还不熟悉，却还是有了许多很好的回忆。

系主任的助理Dan在当年我来的时候刚刚开始工作，业务也不熟，去找他的时候经常说“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你等一下我弄清楚了就给你办” 。毕业的时候让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当时签证形势不好，想让系里写一封信支持一下，就给他发了个email。他很快回信说“我很高兴能给你帮助。但是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信，你能不能写一个底稿给我。” 我就给了他一个底稿，结果第二天，他告诉我弄好了，叫我去拿。拿到以后，发现他认真地改过了，使得那封信更符合美国人的习惯，并且是让系主任签的。跟他告别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我专门去告诉他我要走的消息，还聊了好一阵。

我毕业之前也算是多糖中心的学生，而我的RA也来自于多糖中心。最后一学期因为只想注册“degree only” ，所以就不能拿RA的钱了。这样在OPT开始之前有一个多月的间隙。我通知business office我的RA结束时间之后，秘书向中心主任Dr. Hamaker和我的导师确认这件事情。Dr. Hamaker专门打电话问我导师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合法地领到钱，说他不希望我在这段时间在工作(指准备答辩) 却没有报酬。每次在楼里碰到他，他都热情地打招呼。我其实不是他们系的学生，对他的关心，一直心存感激。

Dr. Stroshine是我的一个committee member，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每年都记录他窗前的那棵树发芽的日子，然后发给系里所有人多年来的记录结果。他的一门关于核磁的课是在暑假学期上的，当时学生不多，他很希望我去上。虽然那门课跟我的研究有关，但是我当时正忙於实验，导师也不太希望我去上。我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作作业，所以我只想旁听一下，也不要学分。他居然同意了。过prelim的时候，他给我出了两个题目，需要查很多资料，叫我在作的过程中跟他讨论一下。后来我告诉他有个问题好像没有明确结论，他提到的参考资料中说的问题跟这个不太一样。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给我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对我写thesis会有帮助，并不是想为难我。他当时用的词是“ no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最后叫我不要在上面花太多的时间，总结一下查到的就行了。交给他的所有报告，他不但改内容，还改语法。有时候语法也没错，只是不地道而已。所以从他那里回来的报告，上面总是满眼红字。后来实验室的本科生说，他们的作业他也会改语法，不禁对他颇为佩服。答辩的时候，我的另一个committee member问了一个核磁成像的很基本的问题，我解释了一番之后他好像不是很相信(他不是作这个的) ，我的导师就说Dr. Stroshine是核磁的专家，让他来谈谈看法。结果他说他对於这个成像技术了解得没有我深刻，他得向我学习，不过他觉得我说的是合理的。后来找工作要推荐信的时候，他还叫我把那个职位的描述和我的简历给他，他要参考着写。

Dr. Campanella是我的另一个committee member，被称为系里的一大好人。我第一学期就上他的一门课。他说话有一些口音，我是不大听得懂。不过那门课的内容有很多我在国内学过，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学得很好。后来有个师妹申请，我建议她跟他联系。后来那个师妹说她在信中提到了跟我是同一系毕业的，关于他的信息也是我说的，他给她的回信说根据我在这里的优异表现，他很愿意给她offer，希望保持联系。因为当时是二月分，当时他的几个grant都还没有出结果。虽然后来那个师妹去了一个别的学校，我对於Campenalla的信任还是有点受宠若惊的。后来我曾经申请了加拿大一个学校的faculty，对方要了推荐信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在化工年会上，他跟我说有个家伙是从那个学校来的，找他问问情况。我觉得有点唐突，没想到他带着我过去，跟对方聊起了那个职位，我才知道他跟那个家伙也不熟。我跟他告别的时候，说谢谢他的帮助。别人都回答说“no problem” 或者“It’s my pleasure” ，没想到他说的是“其实我也没帮上你太多忙” 。

还有我导师的秘书，其实是好几个教授共同的秘书，一个老太太，说起话来总是咪着眼睛笑。我刚来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去问她有没有坐标纸，她说没有，不过可以带我去找。我们的办公室在食品系的楼里，系里其他秘书的办公室在另一个楼里。他颤悠悠地带着我到了那个楼，转了几个办公室，终於找到了。另一回导师叫我复印一叠资料，复印机在这老太太的办公室。我去跟她说我要复印这堆东西。我的本意是说我要用复印机，结果她要我放那儿，说她作完了手里的活就给我复印。可惜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不在，好像她那天就没有来。

还有很多已经离开普度的人，给了我很多热情的帮助。有个韩国博士后，基本上是手把手地教我作核磁成像的实验。还有我的另一个committee member，Dr. Franses，一个很严格的人。第一次去见他，请他在committee名单上签名。他问了我要作什么之后，说“这个方面我还知道不少，能给你作committee member ” 。后来每次跟他见面，他都问一大堆问题，然后说“我很高兴给你签paper work” 。

普度是我工作之前的最后一站。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结束在这个有着良好人际氛围的地方，或许也是一种幸运。至少，它为我留下了学校的美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