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章句解】凿凿于方术，渺渺乎道术。道术者，不可明讲之。因先设问，以疑始。又答非，参诸寂寥玄冥。庄生见世人不明，由是举一言之，叹神明圣王皆从此出，于是於讴。又以天人以下，至圣人、君子、百官、黎庶，人色伦序，各司行事，境界玄同。故后文赞：“古之人其备乎。”而道术显明于是者，需役也。日用需役，虽行不明，次则有“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口传心诵，斯即聂许瞻明。有六经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此在洛诵之孙。道失于衡，六经散乱，百家各采篇章，往造新说，所称道者“时或”而已，每下愈况，言副墨之子。

【阐义】立反面靶子，点到为止，这也是作文章的“兴”。庄生当然不会在方术上多言，所以立即转入正题。但要说他心急，他又不急，转入正题先顿一下——设问。设问，因此文章摇曳生姿。体贴庄子之文，从这个设问看起，能看出不少妙处。一个“所谓”，看似不屑，再来一个“果”，更近乎轻蔑，可这正是下士闻道的标准样貌。满脸鄙夷，只是鄙夷到自己，庄子轻描淡写，批驳尽天下不闻道人的脸面，羞煞矣。然不闻道，如何论道。第一层答，跳脱开，否定式回答，“无处不在”。道术不可说，一说则限其形状，落入语言的窠臼。所以，设问是无奈，不可说而非说之，于是成不说之说。紧接着又否定道术存在的形态，因实有而无形态，有范围而无边际，全是在逼仄中求语言，苦不堪言。将正面阐说用不定而否定的样貌画出，抛去正面当然之义，付诸虚空，此所谓参之以寂寥玄冥。

《齐物论》中，庄子曾有感慨，“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道术即一，一者，至大无外，语言自然也在其中。如果如此，那语言如何能言“一”。所能言之“一”，如何能为“一”。所以，庄子说，“一与言为二”。语言虽然是真义之末端，圣王之糟粕，但掰指头数，一定会有它的存在。实体与程序总是相对而生，而相对既非实体也非程序，则三就出现了。再推之以无穷，还不顺理成章么。

除非会意而不言说，做一个彻底的默者。比如维摩诘，文殊菩萨和他辩谈不二法门，轮到维摩诘时，此公静默不语。种种分别都显为二，不二法门，第一步当然是不以语言出二。语言言意，已有言意二相了。次之，如赫拉克利特的高徒克拉底鲁，他笃信万物不可名状，于是闭口不言，只用手指来示意指物。这起码给出了通道，而且是直接的正面通道。再次之，是禅宗。禅宗所谓话头，就是用一不相干的话语来打断疑问或者陈述，既非肯定也不是否定。也有学者探索《五灯会元》“前三三、后三三”这一公案时，倾向性认为跟象数相关，果如其言，实际上和克拉底鲁的路子就比较接近。王弼讨论意言之辩，在意言之间加一个“象”。象，既不是确定的言，也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能显道，却无法言之。老子所谓“”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说的就是“象”,因为“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象”的拎出，拓展了意言沟通的此在，它能很好地连通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道与可思议、可言说的言，由是开辟出一块可供无限解释的领域，这样的领域自然被现世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所青睐。而中国最经典的“象“，无过于《周易》了。

但在庄子当时，象的意味还未被如此深入地被挖掘。所以，当庄子无奈地用执定的语言来描述相对不定的意思时，最高明的办法就是引导语言走向语言的反面。用否定来消解其本身的实有性，从而凸显真义惟一。这个否定，同时也消解了因为不定而陷入的相对主义泥潭。《天下篇》起首谈道，一问一否，自是行文波澜，但其中仍然存有深意，阅者岂可不查察。

因此故，自假有实空而参玄冥以下，历经声音、行为、指象，到了最后才落定于文字书卷。这条脉络记载于庄子亲笔则在《大宗师》，余为之申说，所以径引其文。

然而，一而二的算术题，却仍未获得圆满解答，这也是齐物论之难解处。世人都以为齐物之论为表，而齐物论之论为里，解表易而解里难。殊不知，物论皆出人类胸臆，实则好齐。而物我之别，异种别属，庄子所谓““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鴟鸦耆鼠”，这才真正是不可企及、难以跨越的鸿沟。蝶庄之梦，世人当真开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