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研究者也在对这一问题提出挑战,比如
国泰君安研究所的莫言钧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宏观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收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其投资策略指导意义”一文中,就认为:宏观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收益存在高度相关、显著相关或者低度相关关系的占据正统、主流和支配地位的理论、观念或者假说,值得市场参与者审慎观察、推敲和检验。
现在让我们以年度股市收益率与经济增长做相关性分析,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图1—2是1926年——1970年美国GNP年底平均增长率指标散点图,其中最大值为1941年的16.10%,最小值为“经济大危机”中1932年的-14.70%;
图1—3是1926年——1970年美国股票市场年度收益率指标散点图,其最大值53.99%的收益率,对应的正好是大危机即将结束的1933年,“水深火热”中的1931年则对应着-43.34%的年收益率;
图1—4则是1926年——1970年美国GNP年底平均增长率和股票市场年度收益率之间关系的折线图。
图1—5 1926年——1970年美国GNP年底平均增长率和股票市场年度收益率之间关系折线图
从图1—3到1—5中可看到,一是美国1926年——1970年间股票市场年度收益率的简单算术平均数高达12.45%,比美国GNP年底平均增长率简单算术平均数3.07%“收益”要高;二是1941年美国GNP增长率达16.10%,为1926年——1970年GNP增长率最大值,但其股票市场收益率却为-11.59%。1932年美国GNP增长率-14.70%,为1926——1970年美国GNP增长率最小值,但其股票市场收益率仅下跌了-8.19%。1933年美国GNP增长率仅-1.8%,其股票市场收益率却高达53.99%;三是在1948年—1949年、1953年—1954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1年和1970年5次美国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谷底的来临比经济周期的谷底提前了5.4个月。如果能够提前预测出1932年将是美国商业周期的低谷期并据此进行投资,就有可能在1933年度获得44年间最多的高达53.99%的收益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在美国1926年——1970年间,相对其它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行业而言,股票市场的收益率要高的多。从其它学术刊物和图1—6的比较中,我们已经知道过去的一百多年股票市场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从这个角度看,人们选择投资并期望有更高回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二,如采用单一年度的股票市场收益率与经济增长挂钩,没有明确相关性。这可能是困扰许多经济学家、金融投资家与股票市场研究者的一个关键问题,由此会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理解;
三,如果能够提前预期“变化”,则股票市场收益率与经济增长便成正相关,但问题是预期经济周期的变化可能比预测股票市场的转折点更难!这可能也是凯恩斯身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对股票市场却一筹莫展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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