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喜闻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里仅摘录我在去年茅盾文学奖评选后写作并发表的《叙事焦虑中的文学突围》一文中有关莫言的部分，以示祝贺。博文的题目是现在起的。

    如果说刘震云靠类似“喷空”这种民间细小叙事的方式，避开了宏大叙事，那么莫言并不回避宏大叙事，而且追求“史诗性”。对于莫言来说，他的叙事焦虑主要是一种传统阴影下的“影响的焦虑”。他在一次访谈录中提到《生死疲劳》的创作体会:“1997年曾试图动笔，后来感觉还是不行，原因是找不到好的表述方式。如果按过去的传统历史小说写法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创业史》式的作品，虽然在思想上跟它有很大差异，但手法上不可能有新意，而我认为史诗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在技法上有所发展，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或达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因为这类小说在上世纪、十八九世纪已经达到一个顶峰了。作家脑海深处都有史诗情结，都有写一部大作品的欲望，如何写？社会历史家族历史最好写的技法就是那些大师的技巧，可再那样写我们势必是二流货色，所以除了延续这种对史诗的热爱与崇敬，保持写大作品的狂热，还必须寻找到一种我们自己能立身的方式，惟一能让我们施展的就是小说的叙事技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故事再感人也不要写。”[i]

    按照布鲁姆的观点，传统影响的焦虑感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影响扼杀新人独创性的焦虑情结，显示出敢于同传统决裂一搏前人的气概。莫言无论在意志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方面都具备这样的气概。他从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化中寻找灵感，又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文学大师那里学习技巧，更多的是误读或逆反式的修正，或者强化次要的方面，在日积月累的反复磨砺中终于拔地而起，自成一家。莫言其实是最不拘一格并且求新求变的作家，他善于把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血腥叙事、佛教等等作为小说元素融合进带有原始主义绚烂色彩的乡土叙事中来。作为小说叙述者，在与传统的关系上，他始终扮演着俄狄浦斯式的角色，以此来摆脱影响的焦虑。他并不顾忌后现代文化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他认为宏大叙事是每个作家内心的情结，谁都想写史诗性的煌煌巨著，长篇小说就是要长，需要长度、难度和密度，依靠作者胸中的大气象、艺术的大营造。在《生死疲劳》中，他借佛教中周而复始、无有不遍的“六道轮回”构筑了中国式的魔幻，通过主人公在“人道”、“畜生道”中的交替轮回，叙述了半个世纪的农村史，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蛙》以书信小说、戏剧的跨文本形式，通过讲述高密东北乡的生育故事反映了近六十年来中国波澜起伏的生育史，视角独特，意义重大。在中国广大农村，科学的新法接生代替了落后的接生，保证了母婴的生命安全，也提高了出生率。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促使政府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为中国和世界作出了贡献。小说在这生育史的背景下，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形象。她既是优秀的助产师，又是计划生育严格的执行者，曾接生了万名婴儿，也曾人流了2千多个胎儿。她高超的接生技术获得了农民的信任拥戴，而推行极端的计划生育方式，又遭到了恶毒的诅咒和强烈的反抗，但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小说写了她事业的辉煌、爱情的受挫、未婚夫的叛逃、文革的被斗，以及工作上的有勇有谋乃至达到疯狂的地步，表现了一个对党和事业无限忠诚的基层党员的形象。但作者的笔触并未到此为止，在小说中，关于姑姑看到群蛙恐惧的描写，以及晚年的姑姑让泥塑艺人郝大手一一复原她记忆中的被她夭折的婴儿形象，都体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纠结和歉疚。“姑姑手上沾了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她是“功臣还是罪人”、“干净还是肮脏”？当我们承认“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时，可以心安理得，但作为有良知的人，仍不得不面对加谬说的“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的两难选择。小说中的蝌蚪也是一个重要的形象，他是姑姑亲手接生的侄儿，他的前妻也因计划生育死于姑姑的手术台上。姑姑始终伴随着他的成长史，同时他也是姑姑经历的见证人和故事的叙述人。他洞悉了姑姑喜与悲、善良与罪感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因自己的名利、怯弱，以及让一个弱女子为自己代孕而忏悔。小说围绕着姑姑的形象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并紧扣了生殖与限制生殖的命题立意谋篇，可谓匠心独运。而末章同名九幕荒诞剧与前四章的小说文本构成了互文关系，进一步升化了《蛙》的主题。“蛙”既是小说的题目，也是贯彻始终的重要意象。“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殖崇拜的原始图腾，与造人女神女娲氏的“娲”同音，娃的形体如婴儿，婴儿的哭声也接近蛙声。作为整体的小说意象，不仅构筑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框架，也非常贴切地暗示了小说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