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Value》杂志  www.valuegood.com

2008.11月刊  文/张志雄

《雷刚和敖正明：做外国人的艺术》是《金钱之王》中很有份量的一章。乍一看标题，我们可能认为是向外国人卖艺术品哩。其实不然，雷刚和敖正明是在香港的外国投资人。当年雷刚的最大机遇是遇到有名的“公司医生”Sir James，这位老先生有些类似于卡尔·伊坎(美国著名企业掠夺者，以狙击表现欠佳的上市公司、然后“拆骨”出售从中获利而闻名)。Sir James有许多传奇故事，我最喜欢的是他在三个国家的寓所都设有图书馆，藏书逾五万册，还请专业图书管理员打理。某日，Sir James有朋友到访，朋友想借阅一本书，Sir James把雷刚带到一旁，面露痛苦表情，要求雷刚用最婉转的语气跟他的朋友解释，Sir James愿意买一本新书送给他，但请求他不要借这一本。

Sir James去世后留下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遗产，他生前跟雷刚和敖正明订立协议，自已过世后把亚洲区资产售予他们两人，但附带一个条件，是要他们尽力帮助Sir James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女，把Sir James传授给他们的人生智慧延续到他的儿女身上。

作者蔡东豪评论这简直是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一代宗师临终前，吩咐徒弟把家门武功传授给自己的儿女。“这情节竟然发生在我面前的两个外国人身上，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违背对Sir James的诺言。”

雷刚与敖正明或许可定位为“主题性”(thematic)投资者，他们看准一个主题，在主题范围内建立投资组合。主题由雏形发展至成熟阶段可能需要十至十二年时间。他们正在部署的下一个主题是为亚洲地区的人民提供增值服务，具体到行业，便是提供购物分期付款服务的业务，最后再落实到某些公司。

雷刚还讲到他们一个很有优势的地方：“大部分基金经理是三年至五年转工一次，加上大部分基金的寿命只有五至十年，我们可找到一些人弃我取的机会，从而享受到只有十至十二年才开花结果的投资机会，其实大部分投资项目最赚钱的时段是在第十年至第十二年之间。”

最后一句话颇堪玩味，详细解释见正文。

蔡东豪认为《金钱之王》的采访对象中，雷刚的基金是自己唯一想投资的，没想到后者的答案是：“我们已有几年没有接受过新投资者。”

《玩古·游戏》的作者汉宝德是位台湾学者，他也是位业余收藏家。其中的一些观点较有意思，如古物爱好者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骗我，第二个阶段是我骗我，最后是我骗人。

人骗我，正常，前提是如果你贪便宜，“一件古玉，看上去斑驳得古意盎然。你会觉得它该价值连城才是，可是问起价钱，也不过几千块。对你来说，这不是什么负担，就有了被欺骗的基础。过一阵子，你就有收藏一堆古玉的可能，脖子上挂的，腰间系的，口袋里藏的，都是夏、商、周的东西，而很可能没有一件是真品！”

不少人停留在第一阶段,要么灰心丧气不玩了，要么执迷不悟，自得其乐。

有些人痛定思痛，努力钻研，知道自己过去上了不少当，这些假东西的特点他也可以掌握个大概，以后商人再骗他就不太容易了。可是知假并不是识真，一件伪品对有点程度的人可能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一件真品放在他的面前，让他下判断,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和投资股票一样，有了经验，可以回避让你吃亏的庄股与极度投机股，却一时难以确认好股票。

当然，这个阶段并不是不会买到假货，有时一知半解也是很危险的。

汉宝德下面的几段话，对很多投资股票的朋友极有借鉴作用，说白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在自我欺骗的阶段，最喜欢讲理，最喜欢辩解，从表面上看，是严肃的、学院派的，实际上则是利用怀疑主义的观念来否定真伪之间的划分，掩饰自己判断能力的不足。

真正的行家对你说，这件东西有问题，你会提出很多他没法答复的问题，以辩才来压制他。他告诉你上面题的款字体不对，你会反问，为什么当时不可能题出这样的款？难道没有例外吗？他告诉你胎土不对，你会反问何以他知道材料的调配没有变化的可能？你会用科学家的口吻说话，无非是要让自己相信，我喜欢的这件东西也有可能是真品。

有很多收藏家，一生停留在这个阶段，习惯了自说自话，收藏了成柜的伪品而毫无察觉。只要他看上一件东西，有一二特征符合，其他的疑点都可以“存疑”来抹煞。“怎么可能会错？”是他们的心态，这样好的东西是仿制者做不出来的。在近十几年大陆有大量出土文物流出之前,真品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老一辈的收藏家,除了极少数，都是处在自我欺骗的阶段进行收藏。

如果不能常常看到真品，不能以购买时的心情认真地揣摩真品的意味，永远过不了这一关。

过了这一关，就进入“我骗人”的阶段了。他已经很有把握，可判断大部分的真伪，甚至对不太了解的东西也可以有个初步判断，他就已经入门了。入门之后，对于门外之人，要骗他们，是绰绰有余。

“我骗人”，并不意味着真要骗，只是说有此能力而已。

《美国与中国》选自《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作者是位新加坡外交官。新加坡是个小国,从它的角度看美国看世界，是件有意思的事。

如：“在冷战末期，美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它决定做一个普通国家。做一个普通国家，尤其是做一个平和的普通国家，本质上说并没有什么错。唯一的问题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程中，美国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它并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它用语言和行动展示了这一点。”

“尽管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改变，但这并非意味着现行的中国体制没有生命力、短期内不会发挥效力。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时间感是不同的，对美国人来说，两个世纪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这几乎代表了共和国的全部历程，而对中国人来说，两个世纪只是个短暂的时间，因此，现行的中国体制很有可能存续一个多世纪。”是吗？

波涛的《证券市场的风险与心理》写得不错，尤其是把防范股市中的人性风险提到决定投资者最终成败的高度，蛮有道理的。

股市的高风险主要表现在市场输赢的概率对投资者一方很不利。根据国外发达市场和中国国内长期数据的统计，在股市、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上，投资者中最终的输家占投资者总数分别是60%-70%或以上、80%以上和95%以上。

一个投资者成为最终的输家，并不一定输在他的交易总次数中输掉的次数要高于赢的次数。很多输家的胜算还是高于输的比率的，往往是输在一两次大败上，就好像美国长期资本公司，虽然保持了95%以上的胜算，但仍输掉了初始投资的77%。这就是“赚小钱，赔大钱”。

更糟糕的是，中国股市的风险更高收益更低。据波涛计算，到2006年3月为止，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是美国股市的两倍，平均收益率是美国股市的1/2。也就是说，我国股市每单位风险的收益只是美国股市的1/4。

波涛因此认为在中国股市的高风险阶段，应该采用战略规避；在股市的低风险阶段，应采用战略介入。在我国股市历史上的战略介入期有五个阶段：1990年12月至1993年4月；1995年4月至1998年3月；1999年3月至2001年2月；2003年2月至2004年10月，由于该书出版于2006年9月，作者把第五阶段划分为“2005年11月至以后”。战略回避期则是四个阶段：1993年5月至1995年3月；1998年4月至1999年2月；2001年3月至2003年1月；2004年10月至2005年11月。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下跌得最为猛烈。

能不能像波涛那般利用交易系统自如地在战略介入与战略回避之间转换是一回事，注意到中国股市阶段性的高风险又是一回事，2007年11月以来的股市暴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