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深沪股市乃至香港股市大涨，让许多价值投资者不是觉得水深火热，就是浑身不舒服。1999年10月，在美国科网大泡沫幻灭的半年前，美国的《杰出投资者文摘》邀请了三位价值投资人座谈，话题是“目前，股票市场两极分化，低市值价值型股票沉寂不语，高市值成长型股票一飞冲天。价值投资未来仍有用武之地吗？”

主持人感叹这两年“价值投资居然不灵了”，“更糟糕的是，不仅仅是先锋指数基金让在座坚持价值投资的各位显得很愚蠢，连那些出租车调度员和鞋店的售货员也使各位十分尴尬。他们在聊天时听说FHX的股票价格将要像火箭一样上涨，便通过电子交易购买了FHX的股票,并在43分钟后卖出了股票。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FHX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和任何有关FHX的事情,甚至他们原来打算购买的是FDX，但他们赚钱了。他们是天才而你却不是。”

这些人倒也不慌不忙，仍在探讨价值投资的方法与策略。如格雷厄姆是要求分散投资的，而巴菲特则强调集中投资。其中一位人士则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分散投资取决于我们购买了什么：“分散投资是一种替代品，而且通常是一种不好的替代品，用来替代知识、替代控制权、替代价格意识……”如果你投资的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对买入安全边际的价格有十足的把握，那么可以集中投资；但在风险投资类公司的股票上，最好是分散投资，如他管理的一个基金持有30%左右仓位的半导体公司的股票，大约有11-12家公司。

第二篇《全球宏观避险基金简史》出自《避险基金交易秘辛：顶尖避险基金经理人谈全球市场》(台湾财讯出版公司，2007年4月第1版)。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对全球宏观避险基金不是很熟悉的人而言，尽管我们可能已比较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和罗杰斯等在干什么。采访者史蒂文·卓布尼是业内的专家，问题提得好，又找到高手，自是不同反响。我们先来摘录他对全球宏观避险基金的概述，读者中一定有比我更高明的人，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系统专业的介绍，让我过去的很多相关知识串联一道，受益匪浅。

《罗伯特·赫尔布伦：向投资者投资》仍选自由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几位教授最新出版的《价值投资》一书。赫尔布伦很幸运，1929年，价值投资大师格雷厄姆竟成了他的投资顾问，每月的代价是25美元，在格雷厄姆的引导下，赫尔布伦成了独立投资人。最后，他觉得格雷厄姆、巴菲特及沃特·斯科劳斯更在行，又把钱投给了他们，照样获得丰厚的回报。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本事虽然也不小，但有比自己更行的人，不妨把钱交给他们去管理。赫尔布伦很幸运，身处格雷厄姆的核心圈子里，能托付给有品德的高人。

尽管2007年还未过去，但格林斯潘的自传《我们的新世界》(台北大块文化，2007年9月第1版)可能是今年我看过的最好的财经书籍。格林斯潘在任上呆了这么多年，与几届美国总统共事，又历经多次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却因担心影响市场，说话一直语焉不详。当他终于离任，真是有满肚皮话要说，而且也真能说会说。从书中我们知道格林斯潘是个专家治国者，他对不良政治扭曲社会、经济与人性非常不满，例如他觉得现在美国两党都腐化，应该由独立候选人担任今后的美国总统。但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懂政治，有时不得不妥协，比如人们对他放弃原则和立场同意小布什加税颇有微词。

格林斯潘位高权重，又是个专家,他对全球化下的各地区、各国和各产业几乎了如指掌。我们读他的书，对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等政经形势有了进一步(如果不是说全新)的认识。例如，我对拉丁美洲的情况一直没有全局的把握，格林斯潘一句“民粹主义”点醒了我，这确实是拉丁美洲的大问题。

书中，格林斯潘最欣赏的国家之一就是中国，我们可以从这辑《中国的选择机会》中看出。

据美国《纽约客》杂志报道,大投机家倪德厚夫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到灭顶之灾后，东山再起，但这次又因次级债危机而损失惨重。倪德厚夫是个聪明人，他确实能点出不少问题所在，如《“我们第一”通常表示“来日无多”》就很精彩；可他也像文中的主人公，傲慢(虽然他在文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已变得多么谦虚，不会重蹈覆辙，但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改)。

倪德厚夫提到的“思科公司”的殒落值得我们注意。国内的读者知道的比较多的是安然公司，因为它彻底破产了。事实上，科网泡沫时代，安然在中国没什么名气，我们只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的封面故事中知道它。思科就不同了，它的产品毕竟中国人也在用，所以记得当时我们对思科及其总裁钱伯斯简直是崇拜有加。现在看来，钱伯斯也是个贩卖“梦想”之辈。

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傲慢自大，可以从口号、标榜、上不上封面故事、摩天大楼的高度等观察，这已不是新鲜观点了。有意思的是，倪德厚夫把它们“量化”，通过Google等工具搜索，做出统计数据来。哪天我们也试试吧。

《与巴菲特过周末》选自同名书籍(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兰迪·切普克著)。这本书的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又是一本把巴菲特的智慧摘摘编编的书，其实不然。作者是一位专职金融作家，他到处参加各地的股东大会，然后写了本书，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股东大会只是其中的一篇报道而已。我孤陋寡闻，还没参加过什么外国公司的股东大会，通过作者，我恍然大悟，原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不愿认真地召开股东大会的，最多只是把它变成公关或公司员工鼓劲庆祝的大会。想想也能理解，公司的这些管理层，364天都是第一把手，突然有那么一天，有些自称股东的人当面向他们指手划脚，还真难受。作者倒也实在，评估一家公司的股东大会，把指标分为“教育价值”、“娱乐价值”、“免费赠品”和“食品饮料”，算是参透了其中的奥妙。

作者不仅写了管理层的众生相，也描述了形形色色的股东，比如有一类股东来到大会就是要自我表现，他们并不在意发言的质量，等等。

《性、谎言和录像带》出自《华尔街顶级证券分析师的忏悔》，我们已在《投资者文摘》(2)中选过一段，本不想再摘录这么一段，只是最近一位瑞银证券分析师与国内的基金经理发生争执，这位分析师把上市公司神华的目标价随意拉涨到极高位，然后再倒推未来的煤价，完全是痴人说梦话，失去了一位分析师应具备的起码的常识，引来投资人的愤怒。这不是个好兆头，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华尔街，当分析师们也随波逐流，失去了分析能力之际，极可能要发生大灾难。

《当前哲学上的两难》选自《詹姆斯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威廉·詹姆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和美国哲学的创始人，他把意识流的概念引入文学创作，开了心理学的先河。我过去对他的弟弟、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更感兴趣，读了他的不少小说。亨利的小说文风优雅缓慢乃至缠绕，仅次于《追记逝水年华》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而他哥哥威廉的实用主义，我以为太简单，不像欧洲哲学那般有读头。

让我再度对威廉·詹姆斯感兴趣是源自这几年对美国“新一代”价值投资大师比尔·米勒的研究，因为后者坦承他的投资哲学来自实用主义。目前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未深入，不敢过多议论。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与实用主义的“效用论”颇为相似。但我们往往要跟上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威廉·詹姆斯认为世上没什么绝对真理，这就大有区别了。

仅读了《当前哲学上的两难》，不可能一下子摸到“实用主义”的头绪，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相关的著作继续深造，没兴趣的人权作是一次“搞脑筋”的游戏吧。

其他文章是上辑《投资者文摘》的顺延，按惯例，不介绍了。只有一篇文章《弱水三千》倒是新出现的，作者是香港读书人梁文道。我过去在凤凰卫视上见过梁文道，只觉得他挺能说的，是个“知道分子”。后来见梁文道办了上书局，出的书品味不错，而其在卫视上的书评也颇有见地，感觉他还真是读书人。《弱水三千》是文道的一些简短书评，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