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评级》跋

　　我对中国基金业关注得较早。记得我看到的第一篇有关基金的文章是在1991年的《上海证券交易专刊》上，是当时的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写的，虽然我刚入行，还看不太明白。后来我对基金的兴趣越来越大，终于在2000年写了一篇《基金黑幕》，算是有了个“阶段性”的成果。
　　这真是始料未及，因为我从没想过大家企盼多年的“理性”、“健康”、“代表未来”的基金公司很快就沦落了。不过，关注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所以，《Value》2002年5月创刊后，我就很注意对基金的报道、研究和分析。
　　在2006年9月的《Value》封面故事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基金的“评级”，虽然那时还不成熟，但毕竟开了个头，并在2003年1月正式推出了Value中国基金评级，每月一次，坚持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应该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吧。
　　我们现在做这事已中规中矩，没有什么风波了。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的，2002年9月的《Value》封面故事《谁是基金领袖》这篇文章中，提到大成基金公司曾涉嫌银广夏案，也并未做什么引申。然而，大成基金公司的一位副总是我在上交所的同事，大怒，叫手下的一位市场部人员打电话骂了我5分钟。我耐心地听完后，没搭理，跟一个小年轻计较什么哩。后来又有一次，天同基金（现在的万家基金）总经理马志刚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基金座谈会。在会上，碰到了一位过去华夏证券研究所的同事、现在是天相公司的高管（他也曾在中国证监会干过），轮到他发言时，竟毫不含蓄地指着我说，由于《基金黑幕》，让中国基金业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过去也算是他的“领导”，但相互之间一直很客气，没料到他会突然在会上发难，让我好不尴尬。还好与会上的其他人要比他明白事理，至少表面上的客气还是要有的，谁也不接碴，反而对我态度不错。此人是个聪明人，为何当面向我发难呢？我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这样做，可能是想表现出业内的“正义”感，借此做他的金融服务生意吧。果然，会后吃饭的时候，看见他在向马志刚拉生意。不过，他想没想过，如果也是基金业内资深人士的马总很讨厌我的话，何必要请我到他的公司去呢？
　　但这事让我觉得人心险恶，以后就很少参加这类基金业的聚会了。但每个月基金评级的结果出来，仍免不了会遭到诘难。我们在《Value》上屡次公布评级的标准乃至计算公式，就是为了“应付”这些问题。记得几年前曾有位银行系的基金经理，海归吧，见有一次他的基金排名比较靠后，大不以为然，让市场部人员转告，说自己在海外见识过大牌国际基金评级机构，言下之意是《Value》的基金评级是多么的没水平，让我们不仅告诉他计算公式，而且演示出具体的推算步骤。我的回答也很简单，没这个必要。你不是很有水平嘛，自己算吧，若算好了，与我们的结果不一样，拿过来瞧瞧，看看错在哪儿。后来那“海归”也就没有声音了。
　　我想，假如我是个涉世未深或刚从业几年的人，一定会被这类“海归”给吓住。但我也有近二十年的从业经验了，见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敢在外国基金评级机构面前摆谱吗？自己水平不行，好好学习去吧。
　　我这种态度，深知会大大影响基金评级的“商机”的。可我早就想过，不赚钱就不赚钱吧。因为我们抱着这种态度，2006年就推出了系列最差基金评选，2007年继续评选。坦率地说，《Value》现在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还来不及对基金业的各种问题细琢磨，等到这轮牛市结束后，也许有很多东西值得发掘哩。
　　当然，我们也确实向海外的基金评级同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儿要表示感谢。但Value基金评级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哪怕在货币基金大热的时候，我们坚持要兼顾收益与风险，综合评级。
　　如果翻阅一下2006年前的《Value》，会发现有关基金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不少是应景的和动态的，故不收入本报告中。这本《基金评级》比较注重专业思考方式，如蒋涛尤其是蓝虎对基金的价值分析研究还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像冯庆汇等财经媒体同行的文章何以发表在《Value》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的那样，《Value》很少有“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