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思想家王元化的《九十年代日记》，在1993年12月24日有“《证券报》来信邀我当征文评委，辞谢”的字句，让我浮想联翩。因为日记中所谓的《证券报》也就是《上海证券报》，当时我担任该报的专题部主任，这封信就是我部门的一位同事发出的。
1991年7月我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交易所主办的《上海证券交易专刊》工作。当时的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兼任主编，他对我们反复强调的是办报要有思想，首先要传播正确的投资理念，其次要关注市场建设。开始时我不以为然，股市能有多少思想啊，证券报当然是以传递信息为主啦。
可我负责的专题版面与内容越来越和“思想”有关，尤其是每年一度的庆祝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征文活动，不可能每次都由几个员工或投资者说些歌功颂德的话，所以到了1993年年底，为了加强“思想性”，请了一些作家和学者写些有份量的文章，又邀请王元化先生担任评委，才引出了上面的一段故事。
几年下来，我负责的那些有思想性的版面深受读者尤其是高端读者的喜爱，这反而引来那些来自新华社的领导和同事的不理解。1993年年初，上交所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合办《上海证券报》，后者可能把该报当成“三产”看待，所以参与的同志尽管不少都是资深记者，但思想早已“解放”，对经营的兴趣要远大于办报，所以我经常要为“思想性”与领导同志们搞得不欢而散。好在总编仍是尉文渊，每次闹得不欢而散之后，我就找偏爱思想的他。例如当年“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刚开始了几期，报社领导就勒令停止，倒是得到将要离职的尉文渊的大力支持，才成为至今仍被提及的难得的股市思想运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帮报社领导到今天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有“思想性”的东西在看似充满“铜臭”的金融市场上这么受欢迎。
不久，《上海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脱钩，成了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全资“三产”，主要原因是上交所当年和证监会矛盾很深，后者不能容忍上交所利用上证报作为工具（而证监会是以《中国证卷报》为阵地）。遗憾的是，离开了上交所的上证报也就失去了“思想性”的依托，后来换了几任人马，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我有时也奇怪，证券报已利用垄断地位赚取了大量的信息披露费，为什么还这么喜欢“经营”？而且，我最近细读了已故的新华社社长穆青的传记，发现他也是一位很有思想见地的新闻人。
在一个思想极端稀缺的市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最近，中国股市的庄家代表德隆终于走上了审判台。让我诧异的是，名律师陶武平对《早报》记者发表了如是看法：德隆的老板唐万新“主要是按类似巴菲特理论进行操作的，即长期集中持股，主要就是为了做强上市公司，提升股权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短线投资，更与‘坐庄’行为有本质区别。”
这种说法已伴随了德隆多年，没想到德隆今天落到如此下场，谬见仍然流传。德隆与巴菲特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把一个金融诈骗犯和操纵市场的家伙去和坚持价值投资几十年的智慧老人类比，连东施效颦都不如，中国金融市场真的没希望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一下本期杂志上的巴菲特言论，看看是个什么水平。我很怀疑，按唐万新的水平，若他当场听巴菲特讲演，做个笔记，都没法将巴菲特的讲话比较正确地整理出来。
当然，唐万新一定以为我是书呆子，他可是要创新啊（最近的一篇有关审判唐万新的报道就是这么说的）。2001年出事的中科创庄家吕梁也提倡要向巴菲特学习，当时我就很纳闷，没这么个学法的啊。这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在胡说八道。这就好比我们临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功力不够，写得歪歪斜斜，但看上去至少是在临摹。可忽然吕梁、唐万新之流给我们呈上一幅极具图画性的现代“书法”，然后说是对颜真卿楷书的创新，你晕不晕啊。
其实，唐万新之流哪来什么“创新”什么“巴菲特”。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老鼠会”、“庞氏骗局”、“拆东墙补西墙”，今天借甲的钱，明天借乙的钱还甲的钱，后天再用丙的钱还乙的钱，这种手段谁都会，只不过唐万新是以“金融家”的名义进行而已。至于操纵股票的方法“对倒”，早在几百年前的世界最早的证券市场荷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就流行了。自买自卖，哄抬价格，然后引人上钩，这是街边卖假货、劣质货的小贩也会做的事情。还有所谓的“善庄”，并不是唐万新不想赚钱，而是他做高市值可以去银行作为融资抵押工具，这也是过去海外市场的“大盗”们经常干的事情。
说得这么多，可能让人感到不“厚道”。事实上，我对唐万新和吕梁等“股市大盗”们深感惋惜，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而且大多也曾认真地思索过如何一展自己的“理想”，他们和有些一开始就存坑蒙拐骗之心的人是有区别的，可惜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正确的成功的盈利之道，误入歧途，最终不能自拔。
所以，在大道多歧的投资市场，最需要的不是信息，而是思想，正确的思想，《Value》愿意与大家一起探索。
文章引用自：http://www.valuegood.com/neirong/200603/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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