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释“六十而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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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自己“六十而耳顺”。这里的“耳”字，有注家说是“尔”字，虚词；有注家说“耳”字是多出的字等。总之，孔子说自己“六十岁”能“顺”当是对的。然而这个“顺”字当是如何解？历史上争议颇大.

末学曾认为当是指“顺天命”，因其先有“五十而知天命”，在“知天命”的前提下，“顺天命”才有可能，而亦是一种处理周围事物能力的提高。当时没有错的。但向下追究，“顺天命”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有何指标说明其是已“顺天命”了呢？这是须要解决的问题。

孔子说自己“吾年十五而志于学”，这个“学”便是指“学习实践”或“认识实践”，就是辨别事物“是”与“非”的开始。“三十而立”是世界观的大致形成。“四十而不惑”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五十而知天命”，是知道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知天命”的对于事物的处理一般是“接受结果”，还不是主动地按事物的规律性的谋取。“顺天命”当是有主动谋取的行为，但不意味着不犯错误，因为后有“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不犯错误的年龄段。犯了错误而随时改正错误才可以说是“化”了，能“化解错误”，也就是“顺天命”了。

《论语.宪问》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关于蘧伯玉“寡其过”的故事，《庄子·则阳》记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训》中亦记载：“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都是说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的。

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作为个人来说，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在生活中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过错。“欲寡其过”的愿望是可贵的，知道“未能”的现实而坦然承认它，更为难能了——意味着其具有不断发现过错又不断地改正过错的自觉能力。蘧伯玉重晚节，具有“老骥伏枥”的修身精神。

　　这位使者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他既懂得君子修身的道理，又善于拟赞美君子之辞。所以孔子连连称赞他：“使乎！使乎！”

庄子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便是说当年发生的过错当年改正或矛盾化解。《淮南子》所说的“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还只属于及时发现错误，界乎不惑和知天命之间的识辨能力。

我们今天常说“理顺”这个词，词义便是对事物之间的关联有理解而且通过处理使之朝着合乎目的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庄子的“行化”这一概念，与“理顺”近义。而孔子所说的“六十而耳顺”的“顺”字，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来理会，则感恰如其分。

人的正确认识未尝不始于识过辨非，即“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若能及时发现错误而改正之，才算是理顺了。

孔子是很看重“求诸己”的修身方式的。《卫灵公》记载：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遇事有败，检讨自己，便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若能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思想，就可以防止再失败。

。《卫灵公》又记载：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是“过头”的意思，指处理事物失去了正常的分寸。“过而不改”，是明知“过”而不愿纠正，这便是自觉意识中的“过”了，所以，这才是真的“过”。

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当年发生的过错全部都改正过来，这就是“求诸己”的一种很难达到的高度。蘧伯玉如此善于“寡其过”，也只能在六十岁那个年龄段上做到“行年而化”，可见一个人能达到事事可在当年理顺的困难。

孔子说：加我数岁，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孔子的大过多在六十岁前的年龄段上。这也是说，孔子在六十岁后便很少有过，即使有过，也是“行年而化”。从历史记载上看，大概也只有孔子与蘧伯玉能做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说自己“六十而耳顺”，想来便是有这种依据吧。

庄子对孔子有深入的研究，有时对孔子思想有独到的见解。孔子表彰蘧伯玉，庄子彰蘧伯玉，都谈到寡其过，都谈到学的修养。末学认为，庄子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存在着对孔子所说的“六十而耳顺”的一种注释意向。

末学在这里谈这些看法，请大家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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