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

星期天参加房友网博友俱乐部组织的寻访百年鼓浪屿活动，我和南宋中途溜号，结伴逛书店。在晓风书屋厦大店，我看中了阿摩司·奥兹的《故事开始了》和郑培凯的《跳舞的螃蟹，明前的茶》。书痴南宋接过我递过去的《故事开始了》，站着读了两篇，也决定买下。

我对阿摩司·奥兹一点也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爱与黑暗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个人认为，仅凭一部《爱与黑暗的故事》，他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池莉曾说：“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作家，我推荐纳博科夫和阿摩司·奥兹。”莫言则公开承认，奥兹处理重大历史事件的手法比他高明，是他的老师。

阿摩司·奥兹在写于1997年的《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明言，他的小说主要探讨神秘莫测的家庭生活，但这部《故事开始了》，却是一部研究小说的专著。在这部译成中文还不到8万字的小书中，奥兹着重对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国内另有译本译为《族长的没落》或《酋长的没落》）、果戈理的《鼻子》、契诃夫的《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卡佛的《没人说一句话》、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等10部（篇）小说的开头作了充满新意又妙趣横生的分析。他告诉我们，小说的开头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这样的与那样的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差异；不同的开头会对整部小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影响又怎样最终呼应了这样或那样的初始的文字。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优秀作家，所以他的思考更切中要害：“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听这样的“文学课”，真的会萌生提笔写小说的冲动。

耶鲁大学 历史学博士郑培凯主要精力用在做学问上，出版过《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等专著，这部《跳舞的螃蟹，明前的茶》则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部随笔集。全书分为《风雅品味》、《跨文化美食》、《读完一本书》、《牛津小酒馆》四辑，内容丰富，文字典雅，读后唇齿留香，很享受的一种感觉。

作为福建的一名读者，我在书中还多次读到与福建有关的文字，感到很亲切。比如《茶具的审美学》：建盏黑瓷是宋代最为崇尚的茶碗，出自福建，也称建窑，但日本人却是在浙江天目山中的寺院里学的茶道，因此就讹称这种厚胎黑釉的茶碗作“天目碗”。一直叫到现在，连一些爱好茶道的中国人也以讹传讹，看到建盏就大呼“天目”。比如《宇治万福寺》：回京都途中，火车在一个小站稍停半刻，注意到站名是黄檗，让我十分诧异。这不是禅宗丛林的名称吗……后来读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的资料，才知道这个小站黄檗，真与禅宗临济一脉有关，是明末清初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渡海赴日，在日本开山兴建黄檗宗，仿照福建本寺，建了个如假包换的黄檗山万福寺。此地也就跟着称作黄檗了。我不禁想，福建黄檗山的万福寺是真正的祖寺，现在怎么样了呢？

有一则典故叫“灾梨祸枣”，出自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旧时印书用梨木或枣木刻板，“灾梨祸枣”便是形容滥刻无益之书。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缪哲以《祸枣集》命名自己的第一本书，无疑是自谦。据书中《自序》记：“二十年煮字，仅得这薄薄一册，深觉愧赧。”我倒觉得，应该“愧赧”的不是缪哲，他20年“煮”出的这18万字，比某些人胡乱涂鸦的几百万字更有存世的价值。比如谈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取代《孔雀东南飞》进入语文课本一事时，缪哲写道：“今天我们谈起海子，都难免有自恋的气味。盖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已同他的一同留给那个时代了；我们有过共同的激动、共同的苦恼，和类似的理想。所以爱海子，爱其诗里的感情，就是爱我们自己。他的自杀，也仿佛为我们殉道，那代人的青春，则因他的自杀而‘成圣’了。”

这样的文字不是谁都敢写、能写出来的。我赞同这样的判断：缪哲的文字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神韵气质！读这样的书，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

（刊于2011-5-15《厦门晚报》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