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藏书家

藏书家有两类，一类是“藏书的藏书家”，另一类是“读书的藏书家”。前者是职业藏书家，后者多为学人藏书家。 马嘶先生的《学人藏书聚散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便是专门介绍学人藏书家的一部专著。从版权页上得知，此书仅印了四千册，让人好生奇怪。我以为，学人藏书的聚与散，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演变，很值得当今爱书人关注。

马嘶先生所谓的学人，是指那些从读书获得学识，以传承学术文化为职志，并学有所成或学有专长者，如教授、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对某学科有专长者等等。因为学人的称谓是晚近时候才有的，所以马嘶先生在书里介绍的也是晚近时候的人和事，即近代、现代、当代的人和书之事。

诗人彭燕郊说：一般人对书，不过是读一读算了，爱书的人却是把书当作不可缺少的恩物，想方设法求书。马嘶先生在书中描述了多位学人有关聚书藏书的痴迷憨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购藏古书堪称疯狂，以至于“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伦明也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写下这样的诗注：“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黄裳也是一位痴迷的爱书者。据张昌华在《黄裳“童话”》一文中说：“1956年，他翻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等三部书稿，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钱一到手，全用来买书了。黄裳买书不自量力，时把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徐森玉先生曾书吕岩诗赠之，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倒真形象生动。”郑振铎更是一位读书的藏书家，“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艰辛”。因为得之不易，所以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诗人彭燕郊战时在桂林，友人送他一些夏布，做了一套唐装，一次在旧书店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回忆录，老板索价较高，他便拿夏布衣服去拍卖行卖，得的钱刚好买回这部书。

如此这般购书，书自然越聚越多，一些著名学人的藏书因此可以同那些彪炳于藏书史上的职业藏书家相媲美。据马嘶先生书中所记，朱希祖的藏书有25万册，百余万卷；阿英的藏书有10万余册；钱穆抗战前在北平的藏书有5万册，20万卷；赵景深的藏书约3万余册；鲁迅的藏书至今保存下来的有1.4万余册；艾思奇生前藏书有2.2万册；胡适于1948年飞离北平时，留在家中的藏书及文件等共装了102只大木箱；顾颉刚1954年调北京工作时，他在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共装了225箱，约9万册；巴金的藏书光是陆续捐给图书馆、学校的就有3万多册……

当然，也有大学者不藏书的，比如钱锺书的藏书就很少，据说他的书斋里只有一两个不大的书架，而且只是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友人们的赠书。这在学人中是极特殊的例子。

何其芳有句诗：设若少女的妆台没有镜。爱美的少女妆台没有镜是不可想像的，同样，读书人的书房里没有书也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书多无处放，所以学人的书房一般来说都比较乱。据说胡适的书房是不让人进去的，别人就是进去了，也会手足无措而自动退出。不但他的书架上东一堆西一堆，书桌上也是东一堆西一堆，甚至地板上也是东一堆西一堆，没有地方可下脚。彭燕郊亲眼见到，冯至先生的住房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床铺底下都塞满书；卞之琳先生的书斋兼卧室里，因为再也放不下书架，很多书只好一堆一堆地堆在角落里；高莽的卧室兼书房更是到处都是书，堆得高高的，迷宫似的，走动要特别小心……这样的学人书房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至于学人的藏书是如何散的，我在这里不忍重述，读者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读马嘶先生的书。